自从1904年初《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将源自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作为讲授“历代文章流别”的参照，百年来“文学史”由附庸蔚为“大国”，成为影响现代中国文学书写、知识重组、认同形成的关键词之一。在此过程中，“文学史”从最初的学科建制衍生出一系列副产品和附加功能，不再仅仅是课程设计、教科书体或专业研究课题，更充当了引进新思想的媒介、构建国族想象的素材，乃至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回首近代以降文学史“扩张”的利弊，如何以一个“在场者”的切身体验，发掘隐入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从而恰如其分地回应当下中国文学与教育和现实诉求？身为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参与者，以及90年代“学术史研究”的发起者，更重要的，作为一名长期活跃于大学讲坛的文学教师，陈平原教授在此时机推出《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初衷当然不止于作一部“学科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