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讲座的特殊意义在于，卢永灿教授曾长期受教于杜维明教授与潘尼卡教授，两位思想家都深刻影响了他的学术生命。杜维明代表当代儒家精神人文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潘尼卡则代表跨宗教、跨文明对话中的“宇宙—神—人”视野。二者虽出自不同文明传统，却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在现代启蒙理性、个人主义、生态危机和文明冲突之后，人类如何重新理解“人成其为人”？

讲座回顾

卢永灿教授首先从儒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切入。第一阶段是先秦儒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成为人”。在这个阶段，儒学主要以道德和伦理为人成其为人的基础。第二阶段是宋明理学，以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人为代表，其核心贡献是发展出理、气、太极、阴阳、性命等形上学系统，从而在佛教和道教的挑战下，重新说明人性与宇宙秩序的关系。

第三阶段则是当代儒学，尤其是杜维明教授所代表的精神人文主义。它并不否定前两个阶段，而是在道德基础和形上学基础之上，进一步揭示儒家的精神性与宗教性维度。

卢教授强调，第三期儒学的重要问题已不只是“如何在道德上成为人”，也不只是“如何在形上学上理解人性”，而是“如何在精神上成为人”。这是杜维明教授对儒家传统的根本贡献。精神人文主义不是世俗人文主义，也不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个人主义，而是把人理解为关系中的人：人与自我、家庭、社群、自然、天地、宇宙彼此相连。人不是孤立的 individual，而是 relational person，即在关系中成其为人的人格存在。

在解释方法上，卢教授借用了潘尼卡的两个概念：diachronical hermeneutics 和 diatopical hermeneutics。前者可译为“历时性诠释”，即把传统放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加以贯通；后者可译为“跨场域诠释”或“异地性诠释”，即在不同文化、宗教和文明场域之间展开对话。杜维明对儒学的诠释，正是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一方面，他从孔孟、宋明理学到当代新儒家，贯通儒学自身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他又不断使儒学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西方哲学、生态思想和现代社会科学展开对话。

在比较杜维明与潘尼卡时，卢教授指出，潘尼卡的核心概念是 Cosmotheandric Experience，即“宇宙—神—人”的整体经验。这个概念不是一种抽象体系，而是一种存在经验：宇宙、神圣和人并不是三个相互外在的实体，而是彼此内在、相互生成的整体。与此相应，杜维明提出 anthropocosmic vision，即“人—宇宙”或“天—地—人”的整体视野。儒家的“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正是这种精神人文主义的基础。

卢教授特别强调，精神人文主义不是启蒙理性主义的延续，而是对启蒙心态的反思与超越。启蒙运动成就了理性、科学、自由和现代制度，但也造成了理性的绝对化、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对象化。杜维明与潘尼卡共同指出，人类认识世界不能只依赖逻辑、分析和理性，还需要体知、直觉、信任、敬畏和参与。真正的人成其为人，不是站在世界之外分析世界，而是在天地万物的关系中参与世界的生成。

因此，卢教授将精神人文主义概括为一种新的信念：它不是一神论意义上的信仰，也不是逃离尘世的宗教，而是一种对人、天地、宇宙过程和生命奥秘的信任。潘尼卡称之为 cosmic confidence，即“宇宙信任”或“宇宙信心”；杜维明则以“内在超越”“精神人文主义”“信赖社群”等概念表达儒家的宗教性与精神性。它的关键不是离开世俗生活，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神圣，在人伦实践中完成超越。

杜维明与卢永灿的对话

01  关于儒家的超越向度：天、神圣与内在超越

问答环节最重要的问题，是儒家的“天”是否具有神圣维度，以及它与潘尼卡所谓 theos 或 God 是否可以比较。主持人提出，潘尼卡曾建议杜维明在 anthropocosmic 之前加入 theo，使之成为 theo-anthropocosmic，即“神—人—宇宙”的结构。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儒家的“天”是否具有 divine dimension？如果有，它是否等同于基督教传统中的人格神或造物主？

卢永灿教授的回答非常关键。他认为，杜维明早期的 anthropocosmic vision 已经包含天地人与万物的相互关联，只是没有像潘尼卡那样明确使用 theos 或 divine 的语言。到了“精神人文主义”阶段，杜维明并没有离开儒家传统，而是把原本隐含在儒家“天”“性”“诚”“仁”“一体”等概念中的神圣维度更清楚地表达出来。换言之，杜维明不是把外来的神学强加给儒家，而是在跨宗教对话中使儒家自身的超越向度变得更加自觉。

卢教授同时强调，潘尼卡所谓 God 并不是传统自然神论或单一人格神意义上的 God。潘尼卡批评把神实体化、对象化、外在化的理解。在他那里，神更接近一种不可定义的奥秘，是宇宙动态展开过程中的神圣维度。这一点与德日进的进化神学、小约翰·柯布的过程神学都有相通之处。因此，儒家的“天”与基督教传统中的 God 在表层上当然不同，但在更深层次上，它们可以围绕宇宙生成、生命奥秘、内在超越和神圣参与展开对话。

杜维明教授对此作出回应。他指出，中国思想中的“天”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化的、人格化的神祇，而是与更广大、更复杂的宇宙沟通、生命生成和价值秩序相关联。“天”不是外在于世界的存在，而是在天地万物的整体关联中展开。它既是动态过程，也是终极实在。由此看，儒家的“天”比单纯人格神概念更复杂，也更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连续性、感通性和共同生成。

这一部分对话的理论意义在于：当代儒家宗教性不必把“天”翻译成基督教意义上的 God，也不必否认“天”具有神圣维度。儒家的特殊贡献恰恰在于，它提出了一种非二元、非对象化、非实体化的超越理解：神圣不在世界之外，而在世界之中展开；超越不离开日用伦常，而在日用伦常中实现；天不是外在主宰，而是生生不息、感通成化的终极根源。

02 关于韩国儒学：理气、四七之辩与敬的工夫

第二个重要问题涉及韩国儒学，尤其是李退溪思想及其与宋明理学的关系。主持人指出，李退溪对“理”的强调、对朱子学的推进以及韩国儒学关于“四端七情”的讨论，对第二期儒学的形上学和修身论都具有重要意义。

杜维明教授表示，自己从李退溪思想中获益很深。李退溪的意义不仅在政治思想，更在于其“学以成人”的整体生命实践：礼的实践、人格的投入、朋友和学生之间的交往、日常人伦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实现，都提供了理解韩国儒学的重要入口。特别是李退溪对于礼、敬、自省、修养的强调，使儒学不只是理论体系，而成为具体生活中的工夫实践。

卢永灿教授进一步指出，李退溪的“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尊重，而包含一种神圣的敬畏感。敬是一种持守内心、贯通生活、使生命向理开放的修身状态。李退溪的一生，就是把“敬”落实为日常行为、礼仪秩序和内在工夫的过程。

关于理气问题，卢教授特别提到杜维明曾强调“理动”。传统朱子学中常说“理无动静，气有动静”，容易使人把理理解为静态原则，把气理解为发动过程。但在李退溪及其韩国儒学语境中，理与气并非简单二分。四端七情之辩的核心，正是要说明道德情感、自然情感、理、气之间的复杂关系。若把“理”理解为纯粹静态原则，就难以解释道德心如何发动、如何感通、如何在实践中成就人格。因此，“理动”的说法使理不再只是外在规范，而成为道德生命中具有发用力量的原则。

从精神人文主义的角度看，韩国儒学的贡献正在于：它把宋明理学的形上学问题转化为非常细密的工夫论问题。四端七情之辩并非抽象概念游戏，而是追问道德情感如何发生、理如何在心中呈现、气如何被转化、敬如何维系人的精神方向。由此，韩国儒学成为连接宋明理学形上学与当代精神人文主义的重要桥梁。

03 关于修身实践：日常生活中的神圣性

第三个重要问题是修身实践。主持人提到，卢永灿教授曾长期参加潘尼卡的精神实践活动，包括在巴塞罗那的小型共同生活、冥想和仪式经验，因此特别请他谈谈潘尼卡与杜维明意义上的修身。

卢教授回忆，他多次前往巴塞罗那，与潘尼卡及一小群人共同生活一周左右。潘尼卡有自己的日常节奏，通常早起，以冥想开始一天。但潘尼卡的修身并不是脱离生活的特殊训练，而是在普通生活中体验神圣。他甚至把 secularism 也视为自己所经验和尊重的一种传统。卢教授由此联想到 Herbert Fingarette 所说的“the secular as sacred”，以及潘尼卡自己的“sacred secularity”。真正的修身不是把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分开，而是在世俗生活中发现神圣。

潘尼卡也非常重视仪式。共同生活结束时，他会带领大家举行简单的仪式。仪式并不复杂，但其中包含认真、敬意、关系和共同体意识。卢教授认为，这与儒家的礼非常相近：礼不是外在形式，而是使日常生活具有秩序、庄重和神圣感的方式。

杜维明教授则从儒家角度回应：修身不是抽象观念，也不是离开生活另设一个孤立领域。真正的修身，是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遭遇，不断衡量自己、反省自己、调整自己。修身不是把某一件事单独拿出来作为修养对象，而是使生命的每一部分都与自我完成相关联。日常性本身，就是修身的场域。

因此，修身实践在本次对话中呈现出一个共同方向：无论是潘尼卡的冥想与仪式，还是杜维明的儒家修身，都不是逃离世界，而是回到生活本身；不是离开世俗去寻找神圣，而是在世俗中成就神圣；不是把宗教理解为制度和教义，而是把生命的每一刻都转化为自我完成、关系更新和天地参与的工夫。

总结

本次讲座的核心贡献，是通过卢永灿教授对杜维明与潘尼卡的比较，清楚呈现了当代儒学的新方向：儒学不仅是伦理学，不仅是形上学，也不仅是政治哲学，而是一种具有深厚精神性和宗教性的人文传统。

从儒学发展史看，先秦儒学奠定了道德基础，宋明理学完成了形上学转化，当代新儒学则正在展开精神性与宗教性自觉。杜维明的精神人文主义正是第三期儒学的重要标志。它不否定道德，不否定理性，也不否定形上学，而是在此基础上把儒学带入全球文明对话、世界宗教对话和第二轴心时代的视野之中。

从文明对话看，潘尼卡的“宇宙—神—人”经验与杜维明的“天—地—人”精神人文主义形成深层呼应。二者都批判现代启蒙心态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都反对把人理解为孤立个体，都主张人在宇宙、神圣、天地万物和共同体关系中成其为人。二者都强调，真正的对话不是辩胜负，而是彼此照亮、彼此丰富、彼此生成。

从儒家宗教性看，本次讲座和问答最重要的启发是：儒家的“天”不是西方一神论意义上的人格神，但也不是纯粹自然或抽象原则。它是生生不息的根源，是价值秩序的根据，是人与天地万物感通的终极背景。儒家的神圣性不是外在超越，而是内在超越；不是离开人伦日用，而是在日用伦常中展开；不是把人从世界中拯救出来，而是使人在世界之中完成自身、成就他人、参赞天地化育。

从修身实践看，精神人文主义的落点仍在日常生活。无论是潘尼卡的“神圣的世俗性”，还是杜维明的“学以成人”，都说明修身不是抽象理论，而是生命工夫。敬、礼、冥想、反省、对话、关系、共同体，都是人成其为人的具体道路。

本次讲座不仅是一场关于杜维明与潘尼卡的学术讲座，更是一次关于儒家未来方向的思想提示：第三期儒学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在全球文明对话中自觉其宗教性、精神性和超越性；在第二轴心时代的曙光中，重新回答“何以成人”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