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3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的“精神人文主义·云讲堂”第47讲在线上举行。讲座以“《天理与良知》之形成思路及其探索侧重与走向”为主题，由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关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丁为祥先生主讲，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员王建宝博士主持。

一、学术背景与问题意识

丁为祥教授长期致力于宋明理学研究，其新著《天理与良知》以“价值如何生成”为核心线索，系统考察了宋明儒学从形上本体建构到道德主体挺立、从价值根据到人生实践的整体重建过程。讲座中，丁教授指出该书的写作源于对“历史发生顺序”与“后世诠释顺序”经常倒置现象的深刻反思，并以三个典型案例加以说明：

1. “六艺”的历史顺序：礼乐先于射御书数，这是现在较为一致的表达，其出现标志着周公“制礼作乐”所体现之道德理性的形成，但这种表达却代表着后世诠释的顺序，其原始发生的顺则应当是；射御——书数——礼乐，即先有作为生存技能的射御，然后才有代表文化创造的书数；至于礼乐，则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产物。因而，也只有射御——书数——礼乐才是其原始发生的顺序，也代表着夏商周文化的一个总结。

2. 《大学》今古本之辨：古本《大学》代表着战国末期儒家所提出的统一天下的思想政治路线，而程朱理学的诠释，即所谓《今本大学》则主要服务于南宋士人成长的需求。

3. 徐复观考订《周礼》：徐复观先生通过知识与观念考古的贡献很大，但批评其因为对苏联集体农庄的反感和义愤，从而认为《周礼》属于王莽和刘歆所伪造的经典。实际上，《周礼》与《大学》一样，都属于秦统一之前所形成的儒家经典。

丁教授强调，厘清其“发生的顺序”与“诠释的顺序”是重新理解宋明理学之历史发生与发展的必要前提 。

（丁为祥 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6）

二、宋明理学脉络的重估：从张载到王夫之

讲座的核心是丁为祥教授系统梳理了宋明理学的演进脉络，并对关键人物作出了重新评估。

（一）张载：代表着理学的主流与正源，因为只有到了张载，理学才明确了其斥佛排老的任务，展开了其为儒家人伦文明奠定理论根底规模

丁教授认为，张载是宋明理学的“主流与正源”，其哲学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 创立以“太虚”为本体之形而上的理论体系，解决了儒学之“有”与佛道的“空”“无”之说的理论对立问题；其探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道器关系正是为了从形而上的角度既吸取佛老的形上超越智慧，又批评佛老的“体用殊绝”与“体用悬隔”，同时也将儒家的“造道”提升到了形而上的层面。

2. 系统阐述“体用不二”的哲学方法论，为后世儒家提供了形而上之本体与形而下之流行相统一的世界观；

3. 提出“诚明两进”的修养路径，将《中庸》的“自诚明”与“自明诚”拓展为“先尽性以至于穷理”与“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两种并行、互补的为学进路；

4. 倡导“以礼为教”的为学入手，并通过礼之“内外夹持”将内在心性修养与外在行为动作统一起来。

丁教授特别指出，张载最大的哲学转向，在于把魏晋以来“贵无”、“崇有”以及佛教之“空”思想方向重新确立到“有无混一之常”的基础上，使儒家的形上形下统一传统拓展为本体与现象相统一的双重世界。

（二）朱熹：体系建构与历史筛选
丁教授对朱熹的理学体系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其“致广大，尽精微”，极大地拓展了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普遍性。但同时，他也指出朱熹在建构其理学谱系时存在着主观筛选与人为安排的痕迹。从1173年的《六先生画像赞》、1174年《伊洛渊源录》到1175年的《近思录》等著作，朱熹将邵庸排除、将张载置于二程之下，并以其“理气”框架重新选择并人为安排了北宋五子的关系，抹煞了张载的“太虚”本体论的独立性。丁教授强调，这并非否定朱子的学术成就，而是提醒学界应当注意区分“历史发生的顺序”与“后世诠释的顺序”。
（三）王阳明：身心之学的转向与主体精神的挺立

丁教授指出，王阳明对朱子“格物穷理”的反思，促使理学从外在的“穷理”转向内在的“致良知”，完成了从“天理”到“良知”的主体性落实。他强调，阳明的“良知”说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与罗钦顺等人的论辩中被“逼”出来的实践性突破。泰州学派在将阳明学推向自然日用化的过程中出现偏差，而聂双江、罗念庵则坚守了阳明的一段真精神。

（四）王夫之：气学的集大成与内在局限

丁教授充分肯定王夫之的学术贡献，尤其指出其“因所以发能”的认识论命题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认知论转向。同时，他也犀利地指出王夫之思想的局限：在解构理学立体框架（形而上下、体与用）之后陷入平面化思维，理论缺乏纵深；其认识论思想则又因明清时期工商业未充分发展以及专制皇权“文字狱”的打压而未能充分展开；并将宋、明的失败归咎于陆王心学派，今儿归结于佛教。这是因为其乡野书生之视角所造成的理论上的局限。丁教授认为，王夫之的悲剧在于，他试图以“气学”为儒学开出认知的新路，但却因时代条件的不足而未能完成。

三、“天理”与“良知”的当代价值

丁为祥教授在讲座最后部分，将视野从历史拉回当代。他明确提出，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实际上就代表着明代“心学”与“气学”的近代回响。这一判断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断裂叙事，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民主追求并非完全来自西方，而是有着深厚的本土思想根源。

丁教授进一步阐释了儒家“超越而内在”（或“内在而超越”）的核心智慧。他认为，这一智慧并非新儒家的独家创造，而是中华民族的原始智慧，起码代表着孔子对于伏羲开创八卦的解读，并贯穿于从《周易》到宋明理学的整个中国哲学传统。其要义在于：超越必须具有内在性特征，而内在又必须包含着超越性的追求，从而既不陷于一味的主观的主观内在，也不偏于一味外在的超越，而是以体用不二之理，使人能在日常人伦中体认天道，实现其天人合一追求。

四、学术互动与方法论反思

主持人王建宝博士在总结时指出，《天理与良知》的创新在于“重构解释框架”，而非仅仅提出简单的口号。该书以“天理—良知”为主轴，把宋明儒学理解为中国文明从形上本体到道德主体、从价值根据到人生实践的一次整体上的重建。他将丁教授的工作概括为三个方面：社会现实的深层关切、经典思想“再发明”的空间拓展，以及新儒家在全球伦理中的当代意义。

此外，王建宝博士也向丁为祥教授请教，认为《天理与良知》以“天理与良知”为主线极具解释力，同时就以下几个可供进一步思考的方向提出探讨：其一，宋明儒学的政治、礼学、经学与社会史维度，是否还有继续展开的空间？其二，书中对张载、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王夫之用力最深，其他思想家的独立面貌是否也值得进一步的“再发明”？其三，若置于当代全球伦理与新儒家语境中，宋明道学如何回应现代性危机、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与文明对话，这些问题似可在丁教授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

五、未来展望

丁为祥教授在讲座尾声透露，《天理与良知》原本拟专设一整章专门探讨“超越而内在与内在而超越”的主题，因当前学术环境所限而压缩为一节。他呼吁学界回归中华思想源头，正视儒家“超越而内在”这一原生智慧的当代价值。

本次讲座是“精神人文主义·云讲堂”系列的第47讲。该系列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旨在推动精神人文主义思想的跨学科、跨文明对话，探索人在当代如何安顿身心、重建精神秩序。未来，该系列将继续邀请海内外学者，围绕儒家哲学、文明对话、全球伦理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供稿：王建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