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产生代表着儒学的一种重塑思潮，其发端则肇始于赵宋政权对于唐末五代以来武人作乱的防范以及由此所展开的文治社会追求。在这一背景下，先是古文运动，接着就是经学复苏，然后就有了庆历新政、熙宁变法。但当改革受挫，则所谓“天道性命相贯通”也就成为北宋五子的共同追求，而以太极、无极与太虚、天理为代表的天道本体，也就成为北宋理学探索重心之逐层深入的展开。到了南宋，朱子在继承北宋五子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理气关系为核心的宇宙论体系，但其“性即理”对“心”之悬隔与“即物穷理”的认知指向毕竟与道德实践还有一定距离，而象山的“本心即理”说正好弥补了这一缺环。待到吴澄以个体面对蒙元的民族压迫，而陈献章又遭到科举与讲学之双向拒绝，所有这种遭遇连同其自身经历，终于逼出了阳明的“心即理”与“随时知是非”的良知说，这就代表着从朱子出发沿主体道德实践方向对格物致知说的落实。至于朱子的理气关系，则从曹端起，就沿着“造化之理”的方向展开探讨；经过罗钦顺一直到王夫之，则不仅通过对理气、体用关系的颠倒而成为气学之集大成，也由此开启了儒学的认识论指向……直到五四所引进的“德”、“赛”两先生，则既是心学与气学的历史回响，同时也代表着宋明儒学的真正关怀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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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商的哲学研究、人文与商业伦理。著有《儒家财富观与儒商精神》（人民出版社，2024）。近年来，在《人民日报》《船山学刊》《金融时报》《财经》《鹅湖月刊》《学术月刊》《苏菲主义研究》、Cirpit Review等刊物媒体发表文章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