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方以智

天地之中是中华文明的标识性、原创性概念，至今仍有重要影响，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据《说文》，“中，内也”。天地之中指天地之内，人生天地间，只要是人，便生活在天地之中，这是一种泛化的诠释；而天地之中的准确定义是依据天文学，“日中无景”，“盖天地之中也”（《淮南鸿烈·墬形训》）。据此，可通过圭表测量夏至的日影寻找天地之中。天地之中涵盖了天、地与天地相交的正位三要素，其关键是天地相交的正位，也就是夏至日中无影之地。虽然天地之中的定义基于天与地，但是，天地之中一旦确立，便有其独立价值。天地之中不是被动的、静态的被定义者，而是主动的、动态的创造者，“中不能充塞而无用，故自分其中为两边，而交轮之为一环”^[1]31。“交轮”包括阴阳作为对立双方的交互创造与轮转为一体的创造。天地之中的主动创造体现在融合天地创造、礼乐的生成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中国的凝聚力。

天地之中的关联概念有天下、地中等，“天地之中”与“天下”均有天的视域。沃格林说：“中国社会被称为‘天下’，其字面意思是‘在天之下’。”“在中文里，宇宙（cosmos）意义上的‘世界’被称为‘天地’，即‘天和地’。然而，‘天下’既不是宇宙，也不是天之下的、作为一片领土区域的大地，而是作为人类社会承载者的大地。就我所知，它是希腊语oilkoumene在文化意义上的精确等价物。”^[2]384这种解释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误读。在这种误读中，天地之中的独立价值被消解了，与独立价值相关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亦随之消解，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天和地简称天地，代指世界，但这仅是统称而已。中国文化的天与地具有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天地、天地之中与礼乐文化的关联与创造各不相同，这包括下文要讨论的礼乐与地天的对应制作、交叉制作、动态制作等。

其四，天地之中为中国代社会经营天地四方的政治准则。与此相关的信实文献通常指《论语·尧曰》尧舜所传“允执其中”，清华战国竹简为此提供了新的支撑，“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5] 。上下代指天地，兼及天地之中，且具有测量地中求“阴阳之所和”之意；远迩代指四方之中之近与四方之远，舜所求之中涵盖远近，追求万物和顺。这种经营天地四方的智慧向后传递给商汤六世始祖上甲微、周文化奠基者文王，周公测影营洛亦当是继承了这一政治准则。

综上，天地之中源于古代中国以中原为中心的地理文化政治智慧；明清之际的方以智在全球视野下思考天地之中的意义，亦是承接发展这一古老的政治准则。下文围绕天地之中与礼乐生成、天地之中与中国文化凝聚力、天地之中的全球视野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来看礼乐的静态制作与天地之中的关系。“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礼记·礼运》）圣人制礼本于天地，作乐亦本于天地，天地是礼乐制作的根本指导原则或摹仿对象。分解来看，“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①。圣人以乐应天，以礼配地，如方以智引《乐记》：“乐由天作，礼以地制。”^{[7] 1191}“应天”与天作指向一致，但各有侧重：应天强调作乐者参照的对象是天，乐具有与天相应的特性，故作乐以配天，“仰视天盖的观点衍生了‘天下’的概念”。“音乐理论在规定音的时候，把开始的管长设定为九，其三分之二即为六，六的三分之四即为八，再之后的音均为分数。”在方位上，九、六、八分别对应天上太阳方位的子、未、寅^[8] 。“天作”强调天对于作乐者的启示。同理，制礼者亦有“配地”与“地制”：“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礼记·乐记》）礼别宜，礼尚差，通过礼产生政治秩序；“知圣人知乐和而已矣”^②，通过乐表现政和。

天与地分别是乐与礼生成的范本。换言之，乐与礼分别摹仿天与地制作，礼、乐与地、天为单向度匹配。天地之中综合天与地，相当于综合了礼与乐，由此形成天地之中与礼乐文化的直接关联。然而，这种关联的限制性也是很明显的：第一，重此轻彼，在突出礼与地的关联时，忽略了礼与天的关联；同理，在突出乐与天的关联时，忽略了乐与地的关联。第二，天与地并不是静态的、悬隔的，而是有天地的动态相交，这种静态的单向摹仿匹配难以展现动态相交。第三，礼与乐的关系缺乏一体性（如天地未分前的同源本体），亦缺乏文化凝聚力。有鉴于此，还需要对天地与礼乐的关系进一步考察。

礼乐制作同时参考天地，礼兼有天、天地的共同创造，“故礼，上事天，下事地”^[9]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将天地之礼具体化，这亦影响到周代的明堂制度以及传统中国的首都建设，“西汉后期所建立的南北郊祭天之制，是儒家天下观与政治结合的最具体呈现”^[10]。这相当于将天地之中表达为南北郊的祭礼，如明清时代北京的南郊天坛与北郊地坛，形成首都中轴建筑文化的显著标志。乐亦兼有地、天的共同创造：“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11] 78}参照天地制作礼乐，“天地之礼自然而有，何假于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12] 264}。“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天地合其德则万物合其生……”^{[11] 78-79}天地合德相当于天地之中，具体表现为均黄钟的中和之律，可看作天地之中在作乐上的表现。据《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民众生而禀赋天地之中，天地之中可以理解为天地交融合形成的中和之气，相当于下文论述的礼乐中和，如孔颖达正义：“天地之中，谓中和之气也。民者，人也。言人受此天地中和之气，以得生育，所谓命也。”^[13] 天地之中以此成为人民之命，是人民繁衍创造的根本与终极诉求的准则。由天地之中创生礼，礼符合天地之中的特性，人民循礼而行，便是定命。因此，礼的制作是人民所受天地之中的体现，由此使得天地之中、人民的循礼行为与命具有内在一致性。“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7] 1191}乐代表天地之和百物生生，礼代表天地之中群物有序。“其合也为仁，其饰也为礼。太和之原，至文之撰，咸在斯也。”^[14] 这样礼乐既能不断生成，与宇宙的创生源头相接；又能安顿生成，保证生成之后的秩序。综合天地制作礼乐，乐表现天地欣和的蓬勃生机，礼表现天地的秩序稳定，“《礼》以中宰之，而《乐》以和节之”^[15] 。天地之中体现为礼，天地之和体现为乐，礼中乐和表现为天地之中与天地之和的统一，由此推广，“导致我们把中国看作一个独立的特殊实体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构成了，或者说直到最近仍构成了一个统一社会这个事实，而且还在于这个文化的独特性质，即某种文化特质和文化集结有规则地一起出现的事实”^[16] 。以天地之中为核心，周公测影、营洛建都、制礼作乐、中和思想几乎同时出现，逐渐形成以礼乐为文化符号、以中和为特质、以天地之中为指导原则的传统中国文化。

礼与乐的交叉制作内在于中与和的交叉匹配：以礼与乐交叉匹配，内在为以中致和，“大中以节致和，达道以和致中”^{[17] 53}；以乐与礼交叉匹配，内在为以和求中，“和其由中”^{[18] 122}。“和之一字初原于音乐，其原盖尤远。在虞夏书中已有‘协恭和衷’，而具道德意义之语。中国之政治文化之自觉的求大而能容，以成大中或大和，则至少在周代人之思想中，已逐渐形成。”^[19] 中和思想与周公制礼作乐几乎同时形成，亦可间接构建两者的关联。综合“以中致和”与“以和求中”两种交叉匹配，可以实现“致中于和，以和庸中”^{[18] 123}。中和一体，也就是礼乐一体，礼与乐、中与和亦是“二而一”与“一而二”的。礼与乐的关系还可以从阴阳动静说明，据方以智引《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18] 122}，乐之和具有发舒性、和畅性，属于阳动；礼之中具有收敛性、节制性，属于阴静，“乐象阳也，礼法阴也”（《白虎通·礼乐》）。乐之阳与礼之阴相互作用，由此关联天地交合、阴阳氤氲共同作用。

由中和溯源，天地未分前的“大一”可作为礼乐共同创造的本体。“圣人体天，齑粉其大一，而礼以节之^{[17] 54}。礼更本原的来源是大一，“齑粉”表达了整全性的大一在具体之礼中的分散，可承接程朱理学理一分殊的“月印万川”之喻；反向来看，圣人制礼的深层依据是天地未分前的大一，“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礼记·礼运》）。大一是天地的母体或根本，“而所以为天者高一等焉，表法也，犹礼本大一分为天地也”^[20]。天与地属于二元对立的“对待”之反因，相当于“二”；大一超越对待，属于“绝待”之公因，相当于“一”。“曾知绝待之在相待中乎？^”[21] 大一即在天地中，这相当于“一在二中”^[22]。相对于静态制作，礼乐交叉制作的突破在于：综合天地共同创作礼乐，丰富了天地与礼乐的关联。“大一”的引入深化了礼乐之源，有助于从礼乐一体的角度观照中华文化。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拓展至天地之中与礼乐的动态制作。

作乐本于天地相交：“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11] 100}作乐具有天地相交的动态性，据《礼记·乐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郑玄注：“齐，读为‘跻’。跻，升也。”^[24] 天地的动态相交表现为两个方向：在下之地气主动上升，相当于以地交天；在上之天气主动下降，相当于以天交地。天地之中的动态相交可集中表述为，上一横象天，下一横象地，中间之ㄨ为天地相交，如新疆出土的汉代织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其中的“五”便是，简化为ㄨ。ㄨ新诠释的天地之中兼容礼乐的静态制作，更适用于礼乐的动态制作。ㄨ的动态相交体现为天地之中综合异质性事物的创造：“然天地，夫妇也，合为一体。天在地中，地与天合，天地并气，故能生物。”（《论衡·说日》）天地、夫妇等异质性事物具有类似于《睽》卦背离的张力，ㄨ将这种张力转化成合力：“以天地男女万物明之：天高地下，其体睽也，然阳降阴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则同也；男女异质，睽也，而相求之志则通也；生物万殊，睽也，而得天地之和，禀阴阳之气，则相类也。”^[25]ㄨ的创造性体现在将天地、男女、阴阳等异质性事物进行交叉融合。经过交叉融合，天不再孤悬高挂，而是与地联合创造，相当于天气下降；同时，地与天联合创造，相当于地气上升。作为天地之中的ㄨ处于天气下降与地气上升的交合之处，能够兼得天与地的特质，并融合天地创造，故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与生生活力。“天交地而牝牡，即造物之至理也。”^{[1] 34}融合异质性事物是ㄨ创造的根本原则，也是作乐的根本性指导原则，这种原则具有普遍性：“因为这种音乐的本质只有在极端之间才会出现；只有这些极端才能使人认识到这种音乐的真实内质。”^[26]作为天地之交的融合了天地的创造精神，也就是宇宙中心所象征的“特别具有‘创造力’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可以找到一切现实的因而也是能量和生命的源泉”^{[3] 378}。从作乐的过程来看，“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太和焉”^[27] 。天地之气相交相感，孕育出太和，中和一体，太和亦是天地之中的体现：“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白虎通·礼乐》）作为乐的欣赏者，通过乐之太和，人可以实现与天地的互感互通。作乐者摹仿天地交合的精神创作，如《庄子·天运》所说：“阴阳调和，流光其声。”郭象注：“自然律吕，以满天地之间。”成玄英疏，“阴升阳降，二气调和，故施生万物，和气流布，三光照烛，此谓至乐”[28] 362。ㄨ的天地相交还体现为阴阳相摩、天地氤氲相荡，“所以凝黄中之氤氲也”[29] 136。乐摹仿摩荡而百化兴的精神，由此具有ㄨ的生生之意，且体现出相交过程的中和之美。从天地交合的角度来看，礼效法地，亦效法天，综合起来可以说效法作为天地之交的ㄨ：在交之前为天地未分前的大一，在交之后为天地氤氲，这是ㄨ诠释天地之中的特色。

综上，礼乐效仿天地，从而使得天地的精神表达在文化政治领域，如“尧曰《大章》者，大明天地人之道也”（《白虎通·礼乐》），又如“能以礼教兴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30]。“礼乐之于民物，犹经络之于营卫也。”^{[18] 123}礼乐对于古代中国社会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这种根本性源于天地之中的生生精神。从域外者视角来看，中国礼乐文化最强烈的文化冲击便是效天法地，如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 Semedo）将中国的学识体系按照天、地、人分为天学、地学与人学，人学主要是伦理学：“人们在社交礼仪上的活动，模仿天、地的次序、形象和特征。”^[31] “模仿”相当于效法，礼乐制作效法天地，这是对传统中国礼乐文化的基本印象。结合以上分析，这种域外视角主要停留在天地之中与礼乐的静态制作，并未触及天地之中与礼乐的交叉制作、天地之中与礼乐的动态制作。

人效法、参赞天地，礼乐制作者由此将天地之中的精神表达在文化上。在这一层面上，天地之中还可以诠释为礼乐的旋转向心力、文化凝聚力和感召相居。

周公营洛的政治视野涵盖天地四方的六合，“六合之内，沐浴鸿流”^[39]。天地之中与四方之中的纵横关系表达在政治，“唯建皇极，经纬天地”^[40]。经纬天地为纵贯的三元关系，经营四方为横摄的五元关系。综合地中与天中的五元结构，叠加天地之中的三元结构，从而使得天地之中综合了三元与五元关系，即三冒叠加五衍。三冒与五衍是在继承阴阳五行之说的进一步数字化抽象。天地与天地之中的三冒分别是：密冒之天、统冒之天地之中、显冒之地^④。地中的四方与四方之中、天中的中宫（天极星）与群星（或黄钟统四声）构成五衍，类似于河图洛书的小衍之五，“小衍以中衍藏一”^{[35] 24}。河洛中五（）的中间一点为所藏之一，是创生本源的ㄨ，如中宫之于商角徵羽四声。天地之中与四方之中的一致性表现为中与边的辩证关系，尤其是中对边的凝聚作用：中愈开放，其对于边的吸收资源就愈多，其凝聚力就愈强；中的凝聚力愈强，就愈加自信，其向边的开放性也就愈强。“《易》即以此三冒五衍寂定万世之夫妇鬼神”^{[35] 25}，三冒五衍的核心在于天地之中，也就是ㄨ，故亦可以说，ㄨ统合人伦与自然的秩序，凝聚六合。综上，三冒五衍的旋转切面如图1所示：

天地之中的文化凝聚力可分解为礼与乐的凝聚力。首先看礼的凝聚力。“礼必本于天，殽于地”，“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礼记·礼运》）。礼本于天地，是天与地共同创造的体现，亦是天地之中创造的体现。“大哉，中之为义！”“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23] 3}《中庸》展现礼乐中和的精神，其政治性表现为“皇极”。皇极出自《尚书·洪范》九畴之五“建用皇极”，郑玄注：“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41]作为治理天地与四方的根本原则，皇极抽象不可见，只有通过礼的制定与执行，才能成为供人遵循的规范秩序。“礼其皇极之门乎？”^[42] 循礼能进入皇极之门，是因为礼体现皇极大中之道。反言之，“五行不相沴，则王者可以制礼矣；（治臻皇极，则五行各叙。故礼行，皇极也。）”^[43]制礼者以大中之道为根本指导原则，依此厘定五行混乱的次序，使得五行各尽其所能，并形成凝聚的合力。五行关系表现为中央土与四方（金木水火四行）的关系，“五为数中，皇极处之”^[44]。中五之土之政为皇极，统摄四方或四行。皇极通过具体的礼来表现，礼在包容文化差异中寻找共同遵奉的准则，这个准则既能满足各方政治文化的差异化需求，又能达到总体最大效能。

古代中国尊崇黄帝，中国人称为“炎黄子孙”，均有崇尚中央土之意，“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诗经·大雅·棫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音宫”（《淮南鸿烈·天文训》）。五行之土其色为黄，相当于作乐的黄钟中宫，由中宫旋转出诸声，“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白虎通·号》）。承接上述所论礼乐效法天地、礼乐中和，可以说黄帝以中和奠基了中国稳定持久的国家秩序，周公营洛测影、制礼作乐亦可视作对黄帝崇尚中和与制作礼乐的传承。

再看中国政治文化在六合之中的发展。周公之后，经纬天地的天地之中逐渐淡化，而经营四方的政治文化之中得以加强，尤其是以礼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夷夏之辨。孔子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正义：“夏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49]华夏以礼乐文明区别于“蛮夷”，礼仪之大与服章之美都突出了礼，由此显示出中国礼乐文化的独特优势。唐宋亦是如此：“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50] “礼一失则为夷狄”^{[48] 43}。夷夏之辨在明清之际依然有广泛影响，如王夫之指出：“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闲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治道该矣。”^{[29] 136}“黄中”为正气所在，故建黄中，这一传统本于黄帝。《周易》说“坤自含光以为黄”，由此可以说，“此‘黄’即‘皇’，为大之义”^[51]。作为皇极的大中之道政治性更强。

时中是与天地之中关联的重要概念，如《尚书·周书·召诰》所说：“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又如《尚书·周书·洛诰》所说：“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礼乐文化的时中源于天地之中的动态生成：“因言时中：时者，变变不变；中者，不变而随变者也。”^{[1] 31}从两端寻找静态的中，这只是正中；更进一步，在动态变化情况下寻找中，这就是时中。时中的特点是能够根据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在变化的状态下做到以不变应对万变，这才是真正掌握了中。将时中的理念应用于礼乐文化，“时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时措时中见之于事业者”^{[12] 264}。在礼之别宜的基础上，还要根据场景与时间的差异，做出动态调整，以达到礼的动态平衡，“期于合时宜、应治体而已”^{[28] 370}。《庄子·天运》说，“故礼仪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由于时中的要求，礼的制作并非一劳永逸。“夫先王典礼，所以适时用也。时过而不弃，即为民妖，所以兴矫效之端也。”^{[28] 369}礼与天地之中的契合受制于时间。以效颦为喻，适时之礼如西施，不适时之礼如效仿者：“况夫礼义，当其时而用之，则西施也；时过而不弃，则丑人也。”^{[28] 371}过时的礼甚至成为天地之中活力的桎梏。中华优秀礼乐传统文化必须“古为今用”，需要与时偕行的革新调整。“大凡礼制以随时更张为贵”^[53]，随时更张就是礼的时中。乐的制作亦有时中特性，但其稳定性与适应性要强于礼。“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虽出于自然，亦须人为之”^{[12] 263}。乐的自然特性来自天地或天地之中，由此更具有普遍性；人为具有特殊性，不同国家政治、风俗习惯决定乐的特殊性，风俗特殊性中又有人类追求中和的共性，“入于心，沦于气，心气和洽，则风俗齐一”^{[11] 85}。“移风易俗，莫善于乐。”^{[11] 77}乐能改变风俗，亦受风俗的影响。礼的制作同样受风俗影响，比如“古人无椅卓”，“但席地而礼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识动者，主人始亲一酌，已是非常之钦，盖后世一切取便安也”^{[12] 265}。风俗的变化导致礼的变化。“故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也。”“风乖俗异，则礼无所立，礼若不设，则乐无所乐，乐非礼则功无所济。”^[54] 礼乐根据不同的风俗，都会有所变化。

时中视域还涉及天地之中的不变与变。所谓的不变，也就是天地之中的哲学思想、指导原则。天地之中将礼乐的视野引向天地创造：“无处非天地之表法，无处非大一之洋溢。礼乐明备，天地官矣。”^[55] 天地是礼乐制作的模板，作为天地母体的大一创造出礼乐，礼乐处处展现天地与大一的精神，并用于指导人伦的秩序。礼乐源于大一，故礼乐具有全球公共性的面向，从而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全球视野的打开。所谓的变，就是在明清之际全球视野打开后，天地之中需要面对中外文化交流，礼乐文明需要与时偕行。综合天地之中的正中与时中，“故必立正中以节之，合时中以宜之”^{[1] 33}。天地之中的视域是全人类，礼乐是华夏文明的主要特色，从天地之中到中国礼乐文明，其中的转换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人类视域展开的开放性，显示出中国文化的恢宏气势与傲立天地间的担当。然而，这样的观点也面临着挑战。“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必然有所差异，不同文明的道德理论亦然。”^[56]因此，如何既能将礼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标识，又能体现其天地之中作为创造精神的全世界普遍性，是中国文化面临的重要挑战与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