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场悟道是王阳明思想突破的标志性事件，由此涉及阳明学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重大问题，这亦是他靖乱成功的根本。谈到王阳明的学说宗旨，通常会想到良知，由此将龙场悟道与良知关联，比如在冯梦龙笔下：王阳明在龙场梦中拜谒孟子，孟子为讲“良知”一章，即《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由此而悟道，叹曰：“圣贤左右逢源，只取用此‘良知’二字。”［1］冯梦龙对梦景描述很精彩：“忽一夕，梦谒孟夫子。孟夫子下阶迎之，先生鞠躬请教。孟夫子为讲‘良知’一章，千言万语，指证亲切，梦中不觉叫呼，仆从伴睡者俱惊醒。自是，胸中始豁然大悟。”［2］王阳明悟道之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大服，建贵阳书院，率诸生从学，“先生乃大畅良知之说”。［3］王阳明的浙江弟子钱德洪亦认为王阳明在龙场悟良知：“谪居龙场，衡困拂郁，万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4］“至龙场，再经忧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5］上述钱德洪的两条记载都是讨论王阳明年谱编纂，并认为王阳明在龙场大悟良知；然而，在王阳明年谱成书时，年谱所载龙场悟道并未出现“良知”二字，“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6］年谱的龙场悟道解决了格物致知的内外问题：朱子格物致知向外求致，王阳明将格物致知转化向内探求，这属于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理论分歧问题。由上可以推出，钱德洪的龙场悟良知说并未在年谱中采纳，由此否定了冯梦龙笔下的龙场悟良知，孟夫子之梦亦属为杜撰。

王阳明在龙场尚未论及良知，那龙场悟道实现了怎样的思想突破呢？从诗文及年谱来看，王阳明龙场悟道主要是为了解决生命安顿问题，也就是如何在瘴气弥漫、生活环境恶劣的龙场生存下来，其诉诸的思想资源是《周易》。王阳明因弹劾宦官刘瑾而下诏狱，“已而廷杖四十，既绝复苏”。［7］在身体遭受极大打击之后，王阳明在狱中并未一蹶不振，“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8］王阳明通过《周易》的洗心藏密，［9］渡过难关，并体证到精微、深奥的易理，以此将牢狱转化为孔颜之乐的道场。此后，王阳明又经长途跋涉，一路躲避刘瑾党羽追杀，在泛海时，“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10］牢狱之灾、跋涉之苦，都被王阳明视为飘过太空的浮云，王阳明洗心退藏是要洗去这些浮云，达到摆脱苦难的太空超越境界。“羊肠亦坦道，太虚何阴晴？灯窗玩古《易》，欣然获我情。”“敛衽复端坐，玄思窥沉溟。”［11］与泛海诗呼应，赴谪路上的羊肠小道跋涉艰苦且危险，洗心藏密将其转化成坦途；阴晴如同浮云过往，或险或夷，都不妨碍心的超越。赴谪路上，给予王阳明精神资源的依然是《周易》，敛衽、端坐、玄思、沉溟都可视作洗心藏密的不同表述。

王阳明到龙场，“始至，无屋可居。茇于丛棘间，迁于东峰，就石穴而居”。［12］石穴也就是玩易窝，“阳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13］“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旧无居”，“乃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14］石墎亦是指玩易窝。龙场恶劣的环境甚至超过京城牢狱，尤其是蛊毒瘴疠，如同《瘗旅文》中记述的三人，大多数外来人在龙场恶劣的环境中倒下了，王阳明可谓是身陷困境。［15］王维有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然而，人生困境的“水穷”难以自发敞开“云起”的新出路。王阳明当然不是在困境中俟命待亡，而是勇于转化，而指导他转化困境、在困穷中找到出路的思想资源，依然是《周易》的洗心藏密。通过洗心藏密，观象玩辞，王阳明获得新生，“沛兮其若决，瞭兮其若彻，菹淤出焉，精华入焉”，“优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阨也。”［16］心的内在主体性由此确立，并可以呼应格物致知的由外转内，以内在主体为基础的心学得以确立。“沛兮其若决”境界如同古代圣王的大舜，“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王阳明不仅实现内圣的德性内充，而且内充洋溢于外，春意油然充满，大美流溢，由此化险为夷，解决了生命安顿的问题，“静悟天机入窅冥。道在险夷随地乐”，［17］且遥接文王、孔子之学，“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斋戒以神明其德也。”［18］“甘囚奴，忘拘幽”的古之君子当指文王，“文王拘而演《周易》”的传统再次复活，王阳明的龙场便是拘幽文王的羑里；又如孔子继承文王之学，“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在危难中亦是以斯文在兹担当，王阳明的龙场亦相当于孔子陷入绝境的匡城。孔子树立了时圣的典范，“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龙场的经历使得王阳明更能深刻体证到时圣的真切含义，如钱德洪所言：“吾师之学，于一处融彻，终日言之不离是矣。即此以例全经，可知也。”［19］王阳明洗心退藏的经验可推至《周易》全经，乃至其他五经与四书，以《恒》卦为例说明：“《恒》之为卦，上《震》为雷，下《巽》为风，雷动风行，簸扬奋厉，翕张而交作，若天下之至变也。”“君子体夫雷风为《恒》之象，则虽酬酢万变，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体，是乃体常尽变。”［20］《恒》卦展现出《周易》变易的普遍性、恒常性，事事物物都处于变易之中。王阳明的学问正是从变易中得来，从转化困境中实证，能退能进，能速能久，能出能处，其核心在于真切体证到统摄变易的不易之体，这是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实现靖乱成功乃至三不朽的重要思想基础。综上，王阳明在龙场不仅寻找到了安顿生命的精神资源，而且绍续文王、孔子之学，将儒学斯文在荒蛮之地发扬光大。据王阳明后学胡直讲“圣人以此洗心”句：“此是孔子说尽天机处。”［21］洗心藏密是孔子的天机，亦可视作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秘密，王阳明以此直面困境并转化困境，乃至从困境中突破，积极迎接更大的挑战。

王阳明悟道之后，开始在贵州讲学；刘瑾被诛后，王阳明升任庐陵知县，并将所悟之道应用到为政，政绩卓越。王阳明“惟以开导人心为本”，［22］“都庠序，以崇正学”，［23］尤其是以公正之心断讼，平反了多年的积压案件，狱中无人。从王阳明的弟子徐爱论御史为政与洗心藏密的关系，亦可探寻王阳明断讼的指导思想：“夫御史以生杀予夺为道，必此心如止水，如空鉴，如平衡，兹克得其正。”“惟简可以御繁，惟静可以制动。”“行其政，将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胝其榜，将时仁而仁，时义而义，乃可以得御史之道。夫是之谓洗心。”［24］用通俗的话来说，官员处理案件或监察时，要有无私的公正之心，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则断讼简易，结果令人信服。反之，如果官员夹杂私欲，或受贿，或徇私，混淆是非，则断讼繁难，且破坏公正的政治秩序、践踏国家的法律。庐陵属于吉安府，素有忠节的优秀传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文天祥、杨万里等彪炳千古，王阳明亦是接续了这一传统。宁藩叛乱之后，王阳明退守吉安府，并将吉安作为平宁藩叛乱的勤王集兵驻扎之地，在平藩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王阳明的带动下，吉安成为阳明学的中心，有王阳明图谱的作者邹守益以及欧阳德、罗洪先、聂豹、刘文敏、邹元标等杰出的阳明后学，成为阳明学谱系的中流砥柱，这将在后文论述。

王阳明将龙场悟道转化困境的能力应用于酬酢万变的靖乱，这在冯梦龙的传记中有丰富体现，如诛杀横水大贼首谢志珊、浰头贼首池仲容等，王阳明转化困境、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以验证并煅炼，由此也带来思想的成熟，良知学也呼之欲出。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王阳明在信中言：“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某向在横水，尝寄书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25］写信之时，王阳明灭山中贼之战成功在即。山中贼为害地方，王阳明廓清平定；与此相应，作为闻见欲望的心中贼扰乱蛊惑人心，王阳明洗心，清除心中贼。暂且悬隔难易问题，破山中贼与破心中贼具有一致性，两者是靖乱成功与良知学提出联动的结果。参照王阳明思想成熟后的咏良知：“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26］“仲尼”指良知，以此绍续孔孟之学，成就内圣。闻见遮蔽相当于心中贼，心中贼使得良知不能呈现，良知的真面目被遮蔽。通过灭山中贼的煅炼考验，王阳明灭心中贼的思想也得以熟化，良知的真头面也得以清晰。

洗心藏密、灭心中贼，使得良知真头面呼之欲出。关于王阳明提出良知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在钱德洪主张的龙场悟道之外，还有正德九年（1514）、正德十四年（1519）、正德十六年（1521）等。正德九年据王阳明弟子黄绾所论：“甲戌，升南京鸿胪寺卿，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27］此处仅言王阳明提出“良知”之旨，“龙场谪居至南京鸿胪期间，阳明思想中确曾间断地出现过良知的说法。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孟子》本有良知之说”，“正如前人有言，阳明当时‘已知宗旨，只是未为主张耳’”。［28］正德十四年与十六年处于平定宁藩叛乱之前与之后，两者差异的关键是良知在平藩中的表现：如果是平藩之前提出，相当于王阳明在平藩之前已有良知说，在平藩中进一步锻炼了良知；如果是平藩之后提出，则可视作王阳明在克服平藩的巨大困难中成就了良知学。综合来看，两者的共性是基于王阳明“灭心中贼”，良知面目得以清晰，两者之同大于异。暂且先按正德十四年提出良知，其中最有信服力的证据当属邹守益到赣州拜谒王阳明，据聂豹为邹守益七十寿序所言：“已闻阳明先生讲学虔南，牵舟往从之。一见相契，妙悟良知之秘，涣然自信，曰：‘道在是矣。’反顾胸中所蓄数万卷书，糟粕也。于是四拜北面，奉以终身，如蓍龟焉。先生赠之诗曰：‘君今一日真千里，我亦当年苦旧迷。’盖亦恨其相契之晚也。”［29］从赠诗来看，王阳明此时的主要问题意识还是寻致良知，“我亦当年苦旧迷”，既可以指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前的状态，也可以指灭心中贼，以寻致良知真头面。邹守益“妙悟良知之秘”当是一种概括性、笼统性的说法，或是以良知之秘统称王阳明学说，或是以王阳明后期成熟的良知思想返观往事。据邹守益自述，“先师格致诚正之说，初闻于虔州，以旧习缠绕，未敢遽信。及质诸孔孟，渐觉有合处，然后敢信而绎之。盖圣门之论学，未有不行而可以为学者”。［30］按此而言，邹守益与王阳明当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并未涉及良知。邹守益不是如聂豹所言的“焕然自信”，而是“未敢遽信”，更不用说确立慎独思想了。在王阳明尚未明确良知真头面情况下，其弟子邹守益亦难以“妙悟良知之秘”。

年谱所载龙场悟道、王阳明为邹守益所讲授都涉及《大学》的格物致知，这当是王阳明思想突破的重点。为什么会成为重点呢？这还要考察阳明学产生的思想背景。从韩愈、李翱到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北宋五子，儒学回应的重大挑战便是佛教心性论的冲击，并在回应中确立儒学的道德主体性。这些儒者发掘并借助四书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大学》《中庸》。程朱将《大学》移经补传，以格物致知为主导，属于向外求索的知识性进路。朱子集北宋五子之大成，作《四书章句集注》，在元明升格为国家意识形态。王阳明思想突破须回应程朱理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外向型诠释进路，由此也必然涉及《大学》格物致知的重新诠释，确立儒学内在的道德主体：龙场悟道内在自足、灭心中贼向内探寻，都是内在性的表现。王阳明讲学亦是致力于扭转外向倾向，向内在聚拢，如“格物是诚意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31］格物服务于诚意，从而扭转了程朱理学的外向型诠释进路；道问学、博文亦是外向求索，王阳明将两者服务于尊德性与约礼，这都是内向型诠释进路。在灭山中贼大获全胜之后，王阳明专意讲学，“将《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付梓，凡听教者悉赠之”。［32］《朱子晚年定论》是以朱子晚年内向型之论否定普遍接受的朱子外向型之论，王阳明刊刻表彰朱子晚年定论，相当于揭示朱子学内部的矛盾，将朱子学扭转至内向型。刊刻《古本大学》，王阳明将宗旨向《大学》致知归约，“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向在睦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彻。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发此意，然见者往往亦不能察”。［33］《古本大学》恢复程朱移经补传之前的《大学》原貌，其更为深层的用意是重新诠释《大学》的格物致知，将格物诠释为去除私欲，如同洗心藏密、灭心中贼；格物服务于致知，扭转程朱外向型求知的进路，知向内转，对接《孟子》人人本有、不学而知的良知，由此创造性融合《大学》致知与《孟子》良知，形成“致良知”，如泰州学派的李春芳评论王阳明的四书创造性诠释，“夫致知之学发自孔门，而孟子良知之说则又发所未发。阳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则好善恶恶之意诚，推其极，家国天下可坐而理矣”。［34］较之于韩愈、李翱、北宋五子与朱子，王阳明以内在良知确立起儒学道德主体，从而在心性论层次更有效回应佛教冲击，乃至以此统摄佛道。当王阳明的致良知理论成型之际，他也迎来人生中最大的挑战，也就是宁藩朱宸濠叛乱，这正有利于检验“新发于硎”的致良知是否有效。

继续来看王阳明提出良知的时间，在正德十四年之后，王阳明创造性融合“良知”与“致知”继续推进，这可从陈九川的记载看得更为清晰。《传习录下》首列陈九川所记王阳明之教，其中有明确时间且与良知有关者是第六条：“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王阳明言“此间有个诀窍”，“只是致知”，“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35］此条语录的价值在于时间节点恰好是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且致知与良知同时出现，并以此扭转程朱对于格物致知的诠释。这条语录只能证明王阳明以“良知”作为诀窍、真诀；并且“致知”之知亦是顺着“良知”诠释，“致良知”三字仍未出现。这也说明正德十五年是王阳明正式明确“良知”宗旨到正式提出“致良知”的过渡之年，理论储备与思想规模都已经具备，要实现最后的突破，还要进行平藩的淬炼。

在发动叛乱之前，朱宸濠精心策划并准备数十年，可谓苦心积虑，稍微还原一下平宁藩叛乱的激烈以及王阳明应用良知的效果：“宸濠自六月十四日举逆，至七月二十六日被获，前后共四十二日。先生自七月十三日于吉安起马，至二十六日成功，才十有四日耳。自古勘定祸乱，未有如此之神速者。但见成功之易，不知先生擘画之妙也。是日，门生邹守益入见，贺曰：‘且喜老师成百世之功，名扬千载。’”［36］王阳明仓促募集军队迎战，仅用十四日便平定，可见王阳明转化困境、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强大，也检验了良的有效性。据王阳明的弟子王龙溪记录王阳明晚年对平藩的追忆：“世人利害不过一家得丧尔已，毁誉不过一身荣辱尔已。今之利害毁誉两端，乃是灭三族、助逆谋反，系天下安危。只如人疑我与宁王同谋，机少不密，若有一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虀粉，何待今日？动少不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万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譬之真金之遇烈焰，愈锻炼愈发光辉。此处致得，方是真知；此处格得，方是真物。”［37］由此可以说平宁藩叛乱真正检验了“新发于硎”的致良知的有效性，也可以说王阳明的良知学成就了辉煌的事功，平宁藩叛乱是王阳明靖乱与致良知联动的最佳体现。这里要注意，王阳明在追忆中仍未明确提出“致良知”三字。

平宁藩叛乱后，正德十六年，王阳明在南昌明确提出“致良知”，据年谱，“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38］年谱经众弟子之手商定而成，由此可以将王阳明于正德十六年提出“致良知”是年谱编纂者的共识。这一年，陈九川言于王阳明：“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39］此言与陈九川所记《传习录下》第六条正德十五年提出诀窍良知在时间上有相悖之处，若以年谱为准，则王阳明提出“良知”两字亦可延后，当然，这些都是王阳明思想发展轨迹的点状呈现。这一年，王阳明致信邹守益：“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40］如果正德十四年邹守益已经学得“致良知”，王阳明亦无必要再次致信畅叙其说。平藩的成功使得王阳明正式提出了致良知的宗旨，并愈加自信良知，以致良知应对各种患难，乃至死亡的考验。如同舵手操舟，须经过狂风大浪的考验，舵手驭舟的技能从生疏到纯熟，能够应对困难考验的能力逐渐增强；在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经过灭山中贼、平藩王叛乱等逐步升级的考验，他应对困难的能力愈加强大，由此立言、立德、立功，成就三不朽，真可谓：“三言妙诀致良知，孔孟真传不用疑。”［41］正德十五年九月，王艮来学，此时王阳明已平定宁藩叛乱，年谱所载王阳明与王艮讨论的格物致知问题。［42］王艮开创泰州学派，他接受的良知学不再是寻致良知，而是推致良知，这是良知充分自信之后才有的学说形态，由此亦可说王阳明在正德十六年实现了从寻致良知到自信良知、推致良知的转型。

综上所论，从龙场悟道到灭山中贼、平宁藩叛乱，王阳明的思想逐步成熟，从洗心藏密到格物致知的内向诠释，再到提出良知、确立致良知，这种成熟源自困难的考验与困境的转化。王阳明靖乱的成功源于龙场悟道的奠基，王阳明致良知源于靖乱的锻炼与考验。从儒学一以贯之的传统来看，如王阳明所言：“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43］据此，亦可说王阳明龙场悟道便有了良知学说，亦无须在细节上纠缠是正德九年、十四年还是十六年正式提出良知或致良知。又如王阳明所言：“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44］据此可知，王阳明提出良知或致良知，并不是直接从《孟子》中摘抄过来，而是源于百死千难的考验与煅炼；亦不是简单地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拼接，而是以此回应朱子学的外向型求知导致的支离等弊端，并在实际解决问题、化解困难中得到充分验证。王阳明不仅对此深有体证，而且直接将此对后学和盘托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阳明后学能够真正理解王阳明的良苦用心吗？是否会辜负王阳明的教导呢？

王阳明在南昌提出致良知，并向弟子邹守益、陈九川等畅言良知之妙，正德十六年六月，王阳明升任南京兵部尚书，离开了江西。由此进一步追问，王阳明的成功典范能否被后学仿效呢？“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45］邹守益等阳明后学能否掌握良知的口诀呢？王阳明转化困境的经验、致良知的成功能否向后传递呢？“良知之讲布，四方之和而应之者，能辄弃其沉痼，如云龙风虎，其势蹶焉以起，有不可以枚举。”［46］由此可见王阳明之学在明代的巨大感召力与影响力，后学致良知有成者亦众，《明儒学案》将阳明后学可分为江右王门、浙中王门、泰州学派、止修学派、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等八大门派。王阳明靖乱主要在江西，江右王门（江西弟子）继承发扬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亦最能体现洗心退藏，“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47］江右王门以收敛退藏、无欲主静为学风，相当于去除闻见对良知的遮迷，这属于洗心退藏的不同表述。“姚江之学”指王阳明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指唯有江右王门弟子得到阳明学的精髓，也可以指唯有江右王门继承了王阳明洗心退藏的精神。黄宗羲列举六位江右王门代表，首列东廓，即邹守益。邹守益传承王阳明的洗心致良知之学，作有《洗心卷》，赋诗云：“圣学一脉传赣水，良心无欲自生生。”“其弟长吾出示《洗心卷》，海内名流，讽讽盈帙”，“夙夜自省，尚光于师训”。［48］其中的“良心无欲”相当于无欲或洗心去除欲望的遮蔽，寻找良知真头面。最后列有思默，即万廷言，他通过洗心退藏积攒精进的动力，“人从向进论精进，我觉年来退有功。退到心源无尽处，始知真进在潜龙”。［49］据《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龙潜伏蛰居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潜伏蛰居、洗心退藏处积聚生发的力量，潜伏蛰居是为了更大的进，潜退如同压缩弹簧积攒动能，而且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大哉乾元”的统天之德，如王阳明所言，“《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50］由此可推出洗心退藏可以统摄《周易》所有卦爻辞。换言之，通过洗心退藏，退到“无尽处”，实现静极（水穷）到真动（云起）的转换，得以真进。王阳明龙场悟道可视作通过洗心藏密实现了从退到真进的转化，如王阳明言《遁》卦：“夫当遁之时，道在于遁，则遁其身以亨其道。”“非时中之圣与时消息者，不能与于此也。故曰：‘《遁》之时义大矣哉！’”［51］当然，其他门派的弟子亦能传承王阳明洗心退藏之学，如浙中王门的王畿（龙溪）［52］所言：“良知者，心之灵也，洗心退藏于密，只是良知洁洁浄浄，无尘之累”；［53］无尘、洁洁净净都是无欲洗心的不同表述，这属于良知的呈现状态，“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人间世》）无欲洗心呈现出心的吉祥之美。又据王龙溪的弟子张元忭所言：“君子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吾人精神易于发泄，气象易于浮动，只是不密。密即所谓凝也。”［54］人心的精神容易发散、泄露，心容易浮躁，通过洗心退藏，可以使得精神凝聚，从而涵养精神活力；通过收敛，可以对抗浮躁，煅炼定静能力，遇事不慌，如同王阳明靖乱时控制大局、从容应对。

王阳明致良知与靖乱联动，阳明后学亦能将致良知转化为解决困难的能力并立功，举四例如下：江右王门的邹元标，以无欲主静、洗心藏密致良知入门，他疏抗首辅张居正夺情，遭廷杖入狱，谴守贵州都匀。如同王阳明在龙场悟道，邹元标在都匀悟道，转化逆境，后至左都御史，清正敢言，苟利国家生死以之，愿学求仁，树立了明代最高监察机构致良知的典范。与邹元标同门的郭子章，亦以无欲主静为学，以此应用于为政，断案如神（后世传有郭公案，如唐代狄公案）；他平定贵州土司杨应龙叛乱，奠定了云贵川的格局，功勋卓著，官至兵部尚书。浙西唐枢以讨真心为宗，对弟子许孚远言：“今学者从事致良知，必于践履上磨炼，庶不凿空起意见，堕文过用私。”［55］许孚远秉承师教，以克己为宗旨，亦重视江右王门的收敛静定，以此应用于为政，磨炼良知，巡抚福建，处置叛乱立功如同治心立德。在内阁首辅支持下，许孚远从用间、备御、征剿三方面抗倭，对于东亚与南亚国际政治关系稳定起到重要作用。许孚远的弟子刘宗周删减《传习录》高妙语，形成实致良知的《传信录》，以诚意慎独为宗旨，静气如山，修正学，淑人心，官至左都御史，树立成人之学的道德典范。明亡后，刘宗周绝食殉国，被誉为一代完人。这些阳明后学实致良知，在立功上展现阳明学的效用，知行合一，真正继承了王阳明之学。

综上，从王阳明的洗心藏密到龙场悟道，从龙场悟道到确立致良知宗旨，从确立致良知宗旨到后学传承发扬光大，三者一以贯之，并向上承接文王、孔子，由此可以说王阳明是文王、孔子之学的真正继承者，在明代树立了大儒的典范，并带动后学的效仿。王阳明勇于面对困境，将困境的苦难作为成就人生辉煌的资源，通过洗心退藏积聚生发的力量，收敛内心的浮躁，涵养精神，以此实现靖乱的成功。如果没有洗心藏密的积聚，不煅炼转化困难的能力，后学只是口耳相传，其最终结果可能堕落为空疏、猖狂、自恣的“假阳明后学”，正如王阳明担心的：“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又如冯梦龙在书中结尾嘲讽：“堪笑伪儒无用处，一张利口快如风。”

张昭炜

二〇二五年四月连日春雨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