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8日下午“未来记忆”青年学者讲座系列第32讲“清末至五四时期的‘国家有机体’说及其不满”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103会议室举行，讲座由北京大 学中文学系长聘副教授季剑青主讲，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精神人文主义”项目主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卫红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波评议。

讲座现场

季剑青老师首先梳理了“有机体”（organism/organismus）概念的演变，指出“有机体”（organism）一词源自古希腊语“organon”和拉丁语“organum”，最初意为“工具”或“器官”。至18世纪，随着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发展，该词逐渐与“organisation”（组织）分离，被赋予生命含义，成为与“机械体”（mechanismus）相对的概念。这一转变在德国哲学传统中尤为重要。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明确提出，国家不是机械式的构造，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的那种自由的合理的生活和伦理世界的体系，因此国家必须在有机体的意义上被加以理解，国家是道德的实体，具有着道德和伦理的意涵。与此相对的是英法契约论的传统，契约论认为，国家是个人通过契约构建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保障个体的权利和利益，而国家本身并无独立的目的或意志。瑞士法学家伯伦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将这一理论系统化，提出国家是一个道德和精神的有机体，拥有自己的人格和意志。他的著作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对晚清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产生了深远影响。

讲座现场：季剑青教授

在对于“国家有机体”理论溯源的基础上，季老师具体分析了梁启超对于“国家有机体说”的接受和改造。梁启超于1903年10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系统阐释其“国家有机体”的论说，认为国家是一个在历史中形成的道德—精神的有机体，国民是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国家拥有自身的精神（道德传统）和形体（政治结构和宪政秩序），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主义和宪政主义的结合。季老师指出“国家有机体”说对于梁启超的吸引力在于其为梁启超提供了一种将本土的历史传统和外来的宪政秩序相结合的国家建设方案，由此，中国的历史传统作为一种“精神”要素，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就能发挥能动的作用，而不会被当作毫无价值的东西被抛弃掉，也即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寻找平衡创造了可能。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讨论了公德与私德的关系，一开始他认为传统中国道德偏重私德而缺乏公德，而现代国家的建设需要国民培养公德意识。然而，在接触“国家有机体”说后，他认识到私德作为传统道德的一部分，可以作为维系国家凝聚力的精神资源，公德是国家立国之本，而私德则是社会的基础，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家有机体的道德支柱。

梁启超也意识到他将历史主义和宪政主义相结合的尝试是存在理论困难的，“国家有机体”说在德国的成功依赖于其历史连续性，而中国在晚清至民初经历了剧烈的社会断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难以弥合，这也使得这样历史主义和宪政主义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存在着无法弥合的缝隙。在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国性”的概念，试图弥合现代宪政制度与本土传统之间的隔阂，他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需要根据历史传统进行建设，而中国的道德传统是国家建设的基础。他试图通过历史主义吸纳宪政主义，将现代国家的制度建构与传统文化的道德内核相结合。这一策略在民国初年宪政实践的失败中逐渐显露其局限性，但其思想仍然有深远的影响。

进入五四时期，“国家有机体”说面临来自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判。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编，在1916年至1919年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立场鲜明地批判梁启超所提出的“国性”话语，认为共和国体和传统的伦理道德是绝不可能相兼容而形成国家有机体的。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高一涵则强调共和国体应有自身的“精神”基础，也即平等、自由的精神，而共和国民应该以独立自重的精神来发挥小己之能力，充分发展个人的天性，从而来建设强盛的国家，高一涵也特别指出小己之精神发展到极端是可以冲破国家的约束的，发展个人的天性是优先于国家的需求的。当“国民”突破有机体的束缚，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人”时，“国家”本身以及依托“国家建设”这一目标而展开的种种论述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也开始受到质疑。而此时正值一战爆发，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灾难，特别是德国的战败，更进一步破除了五四知识分子对“国家有机体”说以至“国家”本身的信赖。同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新思潮的传入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替代性的国家理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强调阶级斗争而非国家整体性的重要性。梁启超本人也在这一时期调整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919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反思国家主义的弊端，转而诉诸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试图构建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图景。

季老师在最后总结尽管“国家有机体”说在五四时期受到批判，其强调国家的道德与精神维度的思想并未完全消失。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道德问题始终与国家建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讲座现场：高波教授

  高波老师针对季老师的演讲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议。高波老师指出季老师本次讲座包含着三组关系，首先是黑格尔与康德在政治哲学上的差异，虽然讲座中没有太多涉及康德，但是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基本是借重于新康德主义的，而整个“国家有机体”说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应用，这之中实际上就存在着构建现代中国国家的所谓康德方案和黑格尔方案的争论的问题；第二组关系是国家和天下，本次讲座的主题最后的落脚点是“及其不满”，所以整个讲座的一条暗线其实是对于“国家有机体”说的不满，那么与之相对的就有一种回到天下的倾向；第三组关系则是晚清与五四的关系，到底何者是中国现代性的构造者。此外，高波老师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晚清的体用论，这之中“体”的意义到底如何界定；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中国近代史的复调叙事中理解“国家有机体”理论的位置；第三个问题则是一战作为西方古今之变的关键节点对于中国而言具有何种意义。季老师结合晚清以来章太炎等人对于国家和民族问题的分析简要回应了高老师的问题。

最后，本次讲座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供稿：许睿

审核：季剑青

照片：张若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