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6日下午“未来记忆”青年学者讲座系列第31讲“《大学》与朱熹的政治哲学”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103会议室举行，讲座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讲师何青翰主讲，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精神人文主义”项目主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卫红主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副研究员焦德明和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郭潇评议。
何老师的讲座主要分为引论、本论和余论三个部分。
在引论部分何老师首先为本次讲座厘清了一些基础的问题。其一是《大学》对于朱熹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即《大学》在朱熹所建构的经典体系与义理结构中均发挥着枢纽的作用。在宋代以前，《大学》并没有特别显赫的地位，长期处于整个儒家经典体系中比较边缘的位置，而在唐宋之变这样一种大的时代变迁的背景之下，《大学》的意义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五代入宋之后，宋初的统治者所采取的修文偃武等政策，促使一大批新兴士大夫群体开始崛起，而商业活动与城市化的发展也使得唐宋社会的平民化与世俗化日趋明显，《大学》由此成为了儒家重塑自我认识以及展开教化革新的重要参照。与此同时，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兴起也迫使儒家在义理层面必须走向新的解释。对于理学家而言，《大学》这一文本中所蕴含的心性论符号、意识也就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具体到朱熹身上，他通过对《大学》文本的移文、补传使其呈现出三纲领八条目、一经十传的严丝合缝的思想结构，由此得以凸显的“格物”则构成了这一思想结构中的核心要素。朱熹认为，在整个儒家的经典体系之中，《大学》是为学纲目，也是奠定为学规模的基础所在。以《大学》为起点，儒家所推重的理想人生的阶段性安排得到了完整的呈现。其二则是何谓朱熹的政治哲学。何老师首先分析了政治哲学的意涵，指出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解有三个面向需要关注，首先政治哲学以哲学为基础的思考，并不完全等于政治思想，其次政治哲学的主题与政治生活的最终目的必然有着直接关联，最后政治哲学是哲学家身处于政治生活之中的一种真实反省。在此基础上，何老师具体分析了朱熹的政治哲学的具体指向。在朱熹和吕祖谦所编撰的《近思录》中，卷八“论治道”和卷九“论治法”两卷所讨论的就是有关治国平天下的具体问题，相较于本源性的道体而言，治道是使得相应于道之体而言的道之用如何在具体的人伦日用中具体呈现。“道”即全体大用，与西方哲学所追求的真理极为接近；而治道及其所衍生的治法，承载着儒者就现实的政治生活所进行的必要思考，这就与上述政治哲学的概念形成了具体的对照，构成了政治哲学在朱熹思想中的“对应物”。又如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论述了修己以治人的关系，修己所代表的成圣成贤的指向是直接与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其他人相关的，这也就明确说明了在个体修身之外儒家所必须面对的政治生活以及所应当承担的政治义务。凡此种种，可见以政治哲学与朱熹思想必有一学理上的接榫，或者说朱熹亦有其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在朱熹的一生中，凡与劝诫君主、教化地方等具体政治活动交涉之处，几乎必有《大学》的出场。直至绍熙五年，朱熹仍以《大学》为宁宗进讲，试图格君心之非。就此而言，《大学》亦必然在朱熹的政治哲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讲座现场
在本论部分何老师细致地分析了作为政治哲学的朱熹的《大学》诠释。
第一，在《大学章句序》之中朱熹给出了政治起源的比较具体的线索。朱熹认为所有人生来都具有天命之性，但是由于气禀的清浊差异，大部分人的天命之性无法完满呈显乃至晦暗不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必然需要有一个君师的角色来对百姓“治而教之，以复其性”，这也构成了朱熹对于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基本论说；可以说，朱熹是在人的源初生成和共同体得到型塑之间来理解政治的诞生。在此基础上，朱熹进一步指出君师二分的历史裂变，孔子“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一方面是气运衰变所致的历史困境，一方面又促成了政教秩序的重构、新生。孔子所开之学，实际上是对三代之法的总结与升华，彰显其中所蕴藉的道体，由此克服气运的偶然性，使得“道”不能与权力完全结合乃至为其所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得以在精神的层面代代传承并发生作用。概而言之，政治是教化的客观条件与必要阶段，而教化则是政治的基本目标与内在动力。
第二，何老师具体分析了朱熹《大学》诠释中所涉及的政治德性。“德”是贯彻于《大学》的核心概念，如其所谓“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较之于人民与土地，德性是更为根本的政治元素。何老师认为，对朱熹《大学》中的政治德性的理解，绕不开“内圣外王”的问题。我们既要趋避“内圣”即“外王”的过度化约，也要反省将“内圣”降格为“外王”的前期准备。概而言之，修身以上，格物、诚意、正心，是“明明德”之事，也即儒家进入政治生活之前的德性奠基。因此朱熹《大学》诠释所呈现的政治德性，首先是以身作则，推己及人，即以一身之修，一家之齐作为公众的典范。朱熹对《大学》“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的论断有一个极富张力的理解，一面是“不待推”，一面是“推吾所有，与民共由”。也就是说以身作则还是需要一个“推”的转折。到这里为止，我们讲修身中必然包蕴着政治德性，是从逻辑上或者说本源上立论的，而真正的政治生活还没有在空间上、行动上涌现出来。朱熹说：“身之所接，则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因此，在从个体精神世界转向公众政治场域的过程中，第二个政治德性就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以家国之间的分判作为“独立”的政治活动的前提，那么在“门外之治义断恩”的原则下，如何定位“义”？实际上，诸如周公诛管蔡，三代圣王亦有不能“齐家”者或者说必须面对家国之分的困难。以此为据，朱熹明确将政治生活的保证落实为“公心”，而“公”又以“仁”为其本。所以从以身作则到义以方外，政治德性最终凝结为以公克私，同民好恶。这些政治德性构成了《大学》的体系中由个人之修身以至于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实现的具体支撑。需要注意，我们这里讲的政治德性，绝不是明明德之外别有一是，而应该置于“理一分殊”的逻辑中加以理解。何老师特别指出，既然“新民”要对天下之人皆予以治教，“大学”就意味着从个体修身走向政治实践，从家庭伦理走向“絜矩之道”，组织礼乐刑政。从“明明德”到“新民”，“政治”是一个必然凸显而又最终将完全转变为“教化”的过程。但是，朱熹从未为这种转变的到来设置任何时限，也没有以泛化的道德乐观主义为依据，将个人的修身境界混淆于客观的政治生活。
第三，何老师进一步分析了朱熹在《大学》的诠释中所构建的政治秩序。以秩序而言，朱熹《大学》的政治秩序指向两者，一个是超越性与世俗权力的关系，一个治人与治于人的关系。前者在论述政治起源时已经交代，即朱熹在政治生活的维度之上还设置了不受具体政治变迁影响的“道”，其作用则由历代圣贤加以散播与维持，朱熹与陈亮的反复论战就以此而引起。就后者而言，朱熹指出“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而非吾心之所当爱，无一事而非吾职之所当为。虽或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其分内也”，因为天命之性是为天下人所共有的，政治责任实际上也是由天下人所共同承担的，即使是没有身份职位之人也仍然有对于天下的政治义务。但是这种责任的共同承担并不意味着平均摊派，朱熹强调“学之大小”，即通过“小学”和“大学”的区分来使得家国天下的责任得到合适的落实和表达，“小学”是“大学”之根本，“大学”是“小学”的推扩。“小学”为全民所设，旨在使多数人合于规矩。而“大学”则必须拣选俊秀，使之接受对政治德性的进一步培育与完善。
讲座现场
在余论部分何老师对本次讲座所涉及的朱熹与政治哲学的问题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反思。何老师指出《大学》原本就存在着“以德保位”和“德重于位”两种具有隐性张力的线索，这种张力为朱熹及理学家所呈现，使得后代的儒家思想与政治实践内涵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在余英时看来，朱熹之所以要构建这样内圣外王合一的上古三代之“统”，便是要为后世儒家批判君权提供精神的证据。又如张灏，强调朱熹在《大学》诠释中已经打开了“权威二元化”的重要理路。在这种批判思维的主导下，“师道”或“道统”表现为一种与君权形成直接对抗关系的政治主体性的觉醒。现在看来，这些解释当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朱熹的政治哲学的思考，但在“德重于位”之外，“以德保位”或者说儒家思想中关于秩序的多元思考如何能够承续下去？这些问题应该在我们既承认现代政治的基本诉求——尤其是君主专制的取消与人民主权的确立，又对现代性有所反省的前提下，展开更多思考。如果我们曾长期为儒家有德无位的“悲剧”深感困扰，那么这种困扰理应转化为更为强健的、严肃的思辨而不是对于历史重力的逃逸。近代以来对于理学家匮乏大经大法的创制的批评，也应该得到客观地审视而不是简单地予以否定。当然，一个更为紧要的反思也值得我们想起：也就是“政治哲学”这一概念与朱熹思想乃至整体儒家思想的匹配性究竟有多少？这当然也可以视为哲学是不是中国传统思想原生形态的思考的一个分支。就矗立在西方政治哲学源头的《理想国》而言，朱熹《大学》的思想世界中，从未存在一个与先知、大众相关的“洞穴”，更不存在被迫下到城邦进行统治的哲人王。那么无论以哲学家指导政治生活，还是摆放城邦与哲学家之间的恰切关系，都与《大学》中“修齐治平”“家国天下”的中国之道有所区隔。当然，如果就此把朱熹以及理学家划归到“政治哲人”之外，使之承担诸如“以道德代政治”之类的指责，则更是张冠李戴、离题千里。在这个意义上，何谓朱熹的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德性、政治秩序这些概念的使用，或许仍有待更为合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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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座的最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副研究员焦德明和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郭潇对本次讲座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评议。焦德明老师根据自身所关注的功夫论哲学指出在宋明理学之中修身功夫与政治哲学具有着紧密的关系，认为这二者之间关系的厘清对于理解我们现代的政治生活与政治哲学仍有着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修身的起源及其所发生的不同的时代背景。郭潇博士认为，以《大学》为基础文本讨论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儒的政治哲学，本身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而且无论在以往的学术研究，还是儒家现代复兴的各种方案中都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无论从人性论还是具体的政治原理来说，宋儒的政治哲学都表现出迥异于各种现代政治哲学方案的独特面向，如何将这种独特性充分理论化值得深思。何老师对焦、郭的意见表示尊重，乐于在日后的研究中予以汲取、回应。张卫红老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她认为我们今天仍有理由期待符合于儒家美德的生活或者说内具中国精神的生活，这既需要我们对于经典展开更多的深入诠释，也需要我们切实地去做诚意正心的修身功夫，在剧烈变动的当下处境中永葆内心的光明。
供稿：许睿
审核：何青翰
照片：张若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