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政治哲学”既是一对摹状指称——国邦之间实然乃至应然的关系、公民之间共同生活的反思和想象；也是一组学术工业的生产部门——两个发生于不同学术史语境，共享一系列问题意识的现代学科。在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驱使下，学者高度分工，也融会贯通；在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的约束下，学术流派争鸣嬗变、聚散离合。“间断平衡”之际，偶有熊彼得式的“创造性毁灭”、克里斯坦森式的“颠覆性创新”，但“长时段”之间，学科无非是大变局中的小生态、大无序中的小秩序。坚如笛卡尔的磐石，也在思想史长河中受尽冲刷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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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学术史意识也许只是一种智识上的谦卑，一种后实证、后行为时代社科研究愈渐罕见的气质。对于尾随应用数学的经济学家、模仿经济学家的政治学家、艳羡政治学家的历史学家而言，值得反思的不只是研究的工具，而更是研究的工艺。工具更新换代，科研推陈出新，但如缺乏科学哲学反思，社会科学家们便成了无头苍蝇，仅凭模糊的行业信号随波逐流，哪里抡得上三斧头便往那里去抡，奔走四方论证吃饱了便不饿这样的因果关系，在学术的边边角角嚼些残羹剩肴。一门学科的研究工具有效与否、探究范式合理与否、制定对策可取与否，乃至其致力于解答的根本问题存在与否、有意义与否，这些之所以能成为可供反思的问题，依赖一定的认知基础：观念、价值与规范。这些范畴都是我们要严厉拷问的对象。

政治科学即是一个亟需拷问的学科。传统上，政治科学难以界定：美国总统传记与选举预测模型、控制论与博弈论、构建战争关联性和军事胁迫数据库、文本分析古代战争、形形色色的大Ｎ分析与随机对照试验，都可以是政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科渐次分野。其中，　“一切不归美国政治的都归比较政治”，而比较政治学者却很少比较任何政治。相比之下，国际关系最早依托宏大的理论叙事：现实主义、理性主义、结构主义……但随着实证研究兴起与行为主义转向，大主义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国际关系失去了理论支撑，也如经济学一般开始呈现研究工具盲目内卷而研究议题高度镂空，整个学科碎片化乃至庸俗化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国际关系”是否存在，已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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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政治哲学正在经历另一场危机。首先，哲学“哲学史化”的时代是否仍有创造的哲学、生活的哲学，这姑且存疑。但政治哲学还与国际关系共享另一个难题：无法指向政治。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指挥棒下，政治哲学陷人了再分配正义的泥潭，对于生产本身则无话可说。号称“规范”的民主理论家拘泥于“杰利蜂螈”、竞选财务，成为了具体政治制度的附庸，脱离了政治的本质。这种北美高校和期刊支配下的政治哲学与北美社会也同病相怜：既“过度政治化”又“去政治化”。谈到权力与变革便敬而远之的政治理论逐渐堕人了另一种“政治”：以文化身份、前沿科技、选举舆情的经验出发，抒发中规中矩的直觉。政治理论不再关照政治，这也间接反映出为政治理论设定研究议题的政治哲学疲痹无力。“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政治哲学这潭水活了，政治学子学科的研究才会倾泻而出。

那么倘使“哲人人丛林”，政治哲学与国际关系可以合作探究哪些问题？我以为大体有如下六个方向。

1  政体与理论：旧识与新知。

尽管国际关系学已淡出大理论时代¹，但这一学科的概念框架仍受制于大量从误读哲学之中生成的基本设定。许多国关学者仍在“自然状态”　“无秩序”“无政府”之间画等号，尽管普芬多夫等坚持的双重契约理论主权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也不乏社会性，甚至存在集体审议——无疑更接近国际政治的实际规范；那些阅读自然法学的国际关系学者，则或对战争法作技术性解读，或对万民法作世界主义解读，忽视了从西塞罗到格劳秀斯这一脉思想家坚持区分道德偏好和法律义务的深意；至于康德，则被贴上了夸张的民主和平论标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从粗暴的误读出发，预设一些人际与群际交往的模式，最后在空中楼阁上跑一套海市蜃楼般的线性回归，倒不如像经济学家一样，开诚布公地做出一些看似不切实际的假设，产出结果后再调整条件，逐渐增强描述、模拟、预测行为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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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从政治哲学借鉴最多，错误也最多的便是“政体类型”的定性与划分。政体是内部异质、外部多元的，更是在国际交往中不断流动和演变的。开出一个政体清单，粗暴地将种种“政体”与某些变量联系起来，严重脱离实际情况。建立在这些政体预设之上的假说，大多匮乏实证严谨性。正因如此，不论如何量化“民主可信度假设”，这类研究总显得非常单薄。当然，实证学者不可能在引用每一个概念之前先梳理其思想谱系、论证其规范意涵，但是以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处理政体范畴，这往往能为国际关系研究注入直觉性的灵感。

2  从政体到文化：

辨析身份政治的规范性资源。

近年来，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依赖的政体范畴受身份主义者垢病甚多。首先是种族歧视。一种观点认为，“无政府状态”与“失败的国家”之类的概念充满了种族歧视²，或者说不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只要使用“无政府状态”概念便是歧视的³。就这些介人而言，解构远多于建构。国际关系学者有治学工具上的局限。譬如，一些学者引人种族作为变量，研究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种族歧视是否影响了英美对日本的“威胁评估”。这是个有意义的题目——毕竟，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主任、哈佛政治学博士斯金纳女士（Kiron Skinner）曾表示，中国崛起的问题在于中国人不是高加索白人⁴。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国际关系史中的种族问题？西北大学的布扎什（Zoltán I. Búzás）认为，种族通过两种机制影响“威胁评估”，一是文化认知，二是迁徙与军火。很可惜，此文虽然号称是一篇关于美日关系的案例研究，却没有运用任何日本外交史料，借此可以管窥国关学者的学养现状⁵。对种族的关注倘若不能形成扎实的研究，便容易忽略更多结构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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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女性主义对国关研究的传统思维提出了方法论上的质疑。基欧汉（Robert Keohane）曾向女性主义者挑战：倘若“女性主义国关”也能来一套检验、证伪、验证的实证研究，他便心悦诚服。基欧汉认为社会科学并不一定是为了获取客观真理，而是要拓展关于可观察、可描述之物（或是实证事实，或是因果关系）的互主认知。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可供检验的假设”与她们的研究方法存在知识论上的分歧。⁶为了挖掘被埋没的声音，女性主义者必须使用民族学、叙述式、跨文化的方法。而这些对于社群规范的探讨注定要超越政体论的种种假设。然而，“女性主义国关”也有一些矫枉过正，乃至荒诞滑稽的研究，譬如一定要说极右翼分子是一群终日沉迷于色情，却又无暇、无力竞争得到女性的沮丧苦主，这才被极端民族主义阵营洗脑，幻想通过暴力展现雄性气概。此类阐释机制的论证往往是孤立展开的，不能充分考虑到可供替代的结构性因素。

种族与性别不仅是自变量，也是因变量，因为不仅身份能影响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也影响少数族裔和性别族群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那些国境之间流离失所的群体。要通过种族和性别研究国关，应当规避三种误区。是谨慎处理关于生理学和社会化的本体辩论，譬如猎奇地统计出男性与化学武器的联系、女性与环境主义的联系，在提供不出任何阐释机制的情况下把生理差异当做政治偏好的影响机制。二是微妙把握性别、哲人入丛林：国际关系与政治哲学共同转型的可能种族、宗教之间的身份张力。有些学者研究国际安全与女性安全的关联性，却把某种“宗教的传播程度”当作是“不安全”的代理变量之一（即便是较弱的那一个），令人咂舌。⁷三是绝大多数“女性主义国关”关注西方这一地域局限，而在西方内部，“女性视角”也局限于女性领袖。女性领袖的偏好是否反映了女性选民的关怀？美东女性的关怀与非洲女性的福祉又在什么意义上同属“女性”身份？不解决这三组问题，身份主义国关难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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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冲突：理性、建构、行为。

耕耘国际政治理论的学者应有意识地反思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中的理性、建构、行为等概念，而非边边角角地修正一些简单粗暴的假设。以经济学的发展谱系为例：过去经济学理论预设完美理性，成了众矢之的，后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缝缝补补，强调人并不理性。再后来，我们发现在一些重要的社会条件下和时间范围内，人类行为仍然呈现出可观的理性。如此，一代学者推翻上一代学者的预设，下一代学者又隔代恢复这些预设。

仅仅动摇理性、建构和行为这些概念，甚至不敢应用这些概念，是于事无补的。说“类质单元在无秩序下会共同行为，异质单元在等级秩序下会共同行为”是空洞的，但政治哲学完全可以弥补一些重要的空洞——尤其是哲学家们留给国关学者的理论空洞：如何看待群体之间的理性？对于应当如何行为，我们的观念是否会形成结构？作为集体，我们有哪些可供替代的行为方式？如果政治哲学提不出方案，便不宜嗔怪国际关系学者读书不多——即便事实可能的确如此。

4  经济：中心、系统、簇群。

传统上有三个流派的国际关系学者钻研国际政治经济学。一派锁定贸易；一派追踪汇率、债务、国际金融；最近更有一些研究和文章转向了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企业理论兴起，战略学应运而生，成为商学的学术正统，这与国际关系学在20世纪的发展轨迹是平行的。⁸

这三个流派共同面对一个全新的挑战：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关系。知识经济引发的变革、形成的困境是个国际现象，跨越全球南北之分、东西之别。目前，改变社会关系的最先进生产力不再受从前的曼彻斯特、洛林和鲁尔，或是后来的波士顿、西雅图和桂谷垄断，而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创新簇聚。新兴经济体的创业者如何弥补制度空缺，甚至化制度空缺为创新机遇？知识经济由下至上的创新竞赛又如何影响地缘政治由上至下的生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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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技：传统、方向、规范。

传统上，国际关系学者追附科技变革，更新研究议程。譬如，核武危机引发了一系列核扩散研究议题。现在仍然有许多政治哲学与国际关系学者在追逐一些全新的安全问题，譬如无人机、洲际导弹、监控科技、人工智能。研究前沿问题固然重要，但这些赶时髦的研究缺少了对科技发展方向的探讨。这又回归到了我反复强调的规范性意识。不存在科技发展的目的论。⁹科技往哪些方向发展，取决于有价值取向的集体行为。国关学者也可以提出如下问题：我们应当推动科技朝着哪些可供替代的方向发展？我们如何驯服科技，甚至规训国与国之间作为“道德人”的伦理关系？

6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可能性、可塑性、可取性。

关于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哲学家或乏远见，或无野心。内格尔曾说，脱离主权的正义是一只幻想出来的“奇美拉”。¹⁰哈特也在《法的概念》中刻意与国际法拉开距离，反复将国际法与“原始法”并列起来，大加质疑。¹¹

备受政治哲学家珍视的公共审议与修辞辩论，对于备受权力条件制约的国际关系，究竟有无意义？我想先从一项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切入我的回应和提议。研究军备控制的国际关系学者发现，国际协议的过度法律化往往不能通过约束和惩罚执行条款。正相反，许多法律化的关键参数，如严格的义务与委派授权，反而伤害到了议价过程。¹²这令我想到古希腊、古印度关于外交辩论的记述：在一定的宇宙论前提下’实力各异的政治集体可以通过审议和辩论共享规范。各方围绕伦理规范提出可供替代的诠释方式，以修辞术游说对方在具体语境中接受自己的主张。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这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认同和观点层面上的冲突。哈特曾担忧，国际法的基本单元之间实力悬殊，以致国际法形同虚设。实际上，在众多法学思想传统中，实力不均实是为共享规范限定了条件，而非取消了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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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政治哲学学者探究的是国际关系学者常常挂在嘴边，拿来即用的范畴，譬如“议价”这个黑箱子。为什么即便是信息完全的理性博弈者也会形成不同的关系？为什么在博弈者共同设计任何制度之前，已经存在了高低不等的信任？信任又从何而来？是经过了何其久远的时间历程，经历了多少跨境的言行际遇？社会学也讨论“社会化”，但如何、为何社会化？只有从政治语言入手，政治哲学与国际关系才可以打开“议价”“信任”“相互性”“社会化”这一个个黑箱子，甚至从内部出发，重新设计具有规范效力的协商机制。更宏观而言，正如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关怀是人际、群际、邦际关系的表述与认知，国际关系也应直面自己的研究对象——关系本身。过去，国际关系研究花费了大量精力建设数据库、寻找代理变量。如果我们关心的的确是国与国的关系，那么也要时时停下清理数据的细碎脚步，思考集体关系的伦理基础。

近三十年来，随着促发世界政治变局的动能向“全球南方”与“全球东方”扩散，公共论域期待社会科学家提出更富阐释力和先导性的国际理论，为规模空前的集体行动提出更多可供替代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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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学界仍在依托传统的学术范式回应全新的问题意识。以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为代表的传统跨国学科在多元主义的挑战下仍在苦苦求索破与立的方向与方法；全球研究、国际事务等新兴学术生态虽然成功挤压了冷战式的区域研究，但往往只是综合有余、创新不足的什锦研究；蔚然成风的“跨文化研究”迈出了多元化语言和语境的关键一步，但是甄选一些文化际遇的特殊案例终究不能告诉我们思想传统之间应当如何互动；而“去殖民”后的“非西方”理论则大多满足于自我合理化，或是堕人一种匮乏创造力的相对主义困境，或是乘着世界主义的浪潮走上了“反向本质主义”的狭路。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与国际研究应当批判，“多元理智”与“多元现代”也是大势所趋，但是只有文明对话中的多元主义批判才能真正拓展，而非缩减国际政治的阐释空间。

国际关系与政治哲学只有互助阐释、共同转型，才能延展彼此的智识地平线。由此可见，后理论时代的国际关系应当回归理论，但不是“理性功能主义”“分配制度主义”之类脱离实际近半个世纪的理论，而是看似过时了三千年的理论：政治集体之间应在什么规范性基础上、结构性条件下构筑彼此的伦理关系？值得我们未来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