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在西欧工业化迅猛发展、全球扩张达到鼎盛之时，这本书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韦伯对西欧世俗化和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反思，更是对非西方社会尤其是亚洲）自身难以生发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的“文化”判定。对正处于历史低谷、急于寻找自救方案的大部分亚洲世界而言，韦伯的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社会思想西方中心论的一个经典例证，奠定了现代性研究的基本母题之一。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后，亚洲经济腾飞，世界格局巨变。80年代末，虽然余英时和奈地田哲夫等学者都试图通过挖掘儒家伦理文化中的商业精神来质疑韦伯的偏见，但两位学者对现代性的理解不免受到韦伯伦理文化模式的局限。¹ 90年代末和新千年，在新一波全球化下，美国加州学派的比较世界经济史研究则找到了更有效地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方法，以更好地理解全球现代性的形成。难以验证的伦理文化假设，在彭慕兰等学者的研究中，变成了对商品化、劳动力市场、能源储备、殖民地等区域资源的调动等一系列可以测量和比较的历史研究，这标志着我们常说的加州学派大分流研究的问世。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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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大分流研究追问的是为什么从前现代（约18世纪中晚期）开始，西欧经济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突破性的发展。它有很多个侧重的问题：有的追问工业化得以发生在欧洲的各种偶然性因素，有的则关注资本主义制度工具诞生的具体历史过程。整体而言，这些研究挑战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性社会理论范式，使用更加细致的社会科学实证方法来追问造成历史道路不同发展的各种综合历史因素。

在我看来，加州学派研究最大的贡献有两个。第一个贡献是它用实证研究把西欧经济腾飞、亚洲经济发展停滞的分野时间推后了。目前的共识是西欧和亚洲经济发展的分野时间不早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早期。这个分期很重要，它帮助我们打破了韦伯的新教论述所造成的欧洲文化特殊论取向。于此同时，亚洲早期现代的农业发展、商业文明、市场化、分工、大规模的印刷文化，以及亚洲在前现代全球贸易中的关键角色，都被放在了这个比较的视野里，给予更为公允的讨论。这些贡献的重要之处在于提供了一个更加扎实和开放的讨论比较现代性的基础。第二个贡献是加州学派对研究思路提出的转变。早期韦伯倾向于非历史化的大文化论已经被扬弃，让位给了具体的经济史、环境史、制度史的研究。比如，彭慕兰的经典研究偏重经济和环境史，强调北美殖民地以及英国煤炭储备对其工业化的影响。

但加州学派的转向和突破并非毫无争议。³强调大分流背后的偶发性因素容易忽视历史中人的价值选择的主体性的影响。批评韦伯的大文化主义论述，并不意味着需要排斥对思想文化因素进行细致的历史比较和理解。法律、政治思想、精英的规范性思考、施政者的逻辑，都会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与发展的路径和效果产生互动。这里的问题是，韦伯的比较文明论述很难公允地还原不同非西方社会的思想和经验，因为其目的是要抽离出一个和他眼中西方现代化道路截然相反的伦理文化模型，以支持他对西方现代性特殊面相的理论分析。所以，儒学在韦伯那里被抽象为一个固守传统主义而一成不变的社会形态（social model）。⁴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带回对思想文化的研究之中，把文本看作行动，把思想家看成历史中的行动者，那么对思想的研究就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如何和历史经验互动，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国和西欧早期现代以来发展的相似和不同。

其实，近年来的大分流研究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为我们更细致地讨论制度和思想文化打开了新的人口一个例子是波士顿学院历史系印度裔学者普拉萨南·帕莎萨拉蒂（Prasannan Parthasarathi）的研究。⁵帕莎萨拉蒂发现英国重商主义国家和贸易保护主义在大分流的产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的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分析是将１８世纪英国和奥斯曼帝国进行的对比。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供给主义”（provisionism）。政府鼓励进口、强调低关税，但大力限制出口。部分原因是统治者的合法性和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价格低廉的消费品紧密关联。而英国在自己的制造业开始具有绝对的价格优势之前，一直奉行关税保护主义这个基本国策。⁶在我看来，18世纪的英国和奥斯曼帝国背后，因为各种原因，遵循的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观念和合法性的逻辑。与此同时，张泰苏先后对中英土地所有权的比较以及对清代国家财政思想的分析都强调了制度里的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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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向并非偶然，它和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迁的大背景有紧密的关系。随着近十年学术界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新一轮的反思以及对国家和市场关系的追问，制度文化自然成为学者关注的方向，而东亚和南亚地区早期现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也逐渐进入社会理论的视野，开始具有参考价值。因此，大分流研究的进展不仅可以激发、而且非常需要新一波思想史研究的跟进。比如，受惠于大分流研究的全球史视野，我们知道中国和西欧都在17世纪成为全球贸易中的一部分，新财富的流人产生了相似的社会影响，消费文化的增长、货币化的税收改革、印刷媒介的扩张等。与此同时，启蒙西欧和晚明清初的中国也都处于新的认识论、政治价值、以及新的学术范式大规模涌现的时期，例如实证主义的兴起、对普遍王权的批判，以及新的历史文明论和社会思想的出现。理解不同传统中诞生的新思想论争的相似和不同，它们对于国家、社会和市场关系问题的回应，以及它们如何塑造政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对完善大分流研究有用，更对理解全球现代性的形成、甚至建立新的现代性研究理论范式有重要的意义。而这样的研究离不开具有相似问题意识的人文学者对文本以及历史语境的细致考察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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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列举一些我所关注的例子。首先是欧洲思想史研究的进展。我们知道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在剑桥学派的影响下，西方思想史领域生产出了很多高质量的研究，几乎重新讨论了政治思想史中所有重要的核心话题。其中最有成果的研究之一是伊斯特万·洪特（István Hont）所领导的、对前现代欧洲“商业文明”思想的研究。⁸这一系列研究感兴趣的是“商业”（commerce）概念，尤其是以跨国远程贸易为背景的“商业”，在启蒙运动中如何成为了民族国家理论和社会思想的一个基本议题。在这个脉络里，苏格兰启蒙运动（例如亚当？斯密和休漠）、卢梭、法国大革命、费希特等，都获得了新的解释。⁹

一方面，我们知道“商业”从17世纪以来和“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开始挂钩，帮助西欧国家确立了重商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商业”同时也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和古典自由主义用来确认自然权利、制约国家理性的武器。因此，它扮演了双重角色。这一点对理解西欧自由主义的诞生非常之重要。

具体来说，从17世纪晚期开始，以“商业发展”为目的论的文明史论述逐渐成为了西欧自然法和民权论的理论基础。这个文明史论述的核心是一个解释人类社会形成的“四阶段论”：狩猎、游牧、农业、商业。注意，这里的商业不是农业的对立，而是农业大规模发展之后产生的分工和交换的结果。我们今天通常把这个四阶段论和亚当？

斯密联系起来，但是他的理论基础其实在17世纪的自然法理论中已经出现。比如，德国法学家普芬多夫开始把“商业交换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性”（commercial reciprocity）解释为人类社会和文明形成的基础。在他的阐释中，商业互惠就是最“自然”的社会关系的表达。相应的，私有财产也成为自然权利的一部分，成为了国家合法性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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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在当时的西欧是有很大争议的，但是在思想史上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普芬多夫的自然法大体承接的是霍布斯以来的社会契约论，所以是进一步对传统经院哲学道德的扬弃。但接下来这点更为重要。普芬多夫建立在商业文明论之上的自然法同时也是对霍布斯社会契约论的批评。因为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是一个前社会（pre-social）的观念。例如，自由是人的生物性的表达，和具体人类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准则无关。所以霍布斯的自然权利不包含私有财产，国家的合法性更和私有财产无关。但是在普芬多夫的自然法这里，经过这个商业文明的理论转向， “自然权利”的概念其实被历史化了。与此同时，正因为商业文明论成为了自然法中的一部分，商业文明论则被普遍化了，逐渐成为西欧思想家建构人类普遍社会发展的基本论述。这个转向对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影响巨大。彼时西欧诞生了大量的文明史论研究，它们的功能是要对人性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普遍性的分析， “商业文明”则在这个分析中扮演着目的论的角色。有的人把这个论述发展成了一种欧洲优越性的论述，例如孟德斯鸠。他在讨论商业社会和自由体制的联系时，就提出了“英格兰自由体制”的优越以及“东方专制论”的腐败。但与此同时，也有人用这个论述框架称赞东方的政治经济模式。比如，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领导人魁奈就把18世纪的中国当成自然法可能的模范。¹⁰在魁奈眼中，以农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化以及自由放任主义要比路易十四的重商主义政治更接近自然权利的理想。

将视角转向当时的中国，一方面，中国在晚明成为全球贸易中的一部分。大量的白银带来了新的财富和各种消费文化的增长、伦理价值的世俗化，以及货币化的税收改革等。但是和欧洲所不同的是，晚明政府并没有把新的财富变现成财政收人来抵抗满洲的人侵，大量白银引起的通货膨胀反而造成边陲地区政府的破产，没有解决新财富带来的贫富差距和对社会危机的担忧。但是17世纪和18世纪同样是中国知识精英学术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巨大转变之时。晚明清初的新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的转型和前现代欧洲是有可比性的。探讨它们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和欧洲所面临的不同处境以及它们所选择的不同道路。

简言之，17世纪中国思想变迁的主流是理学的崩溃和儒学的历史主义转向。以历史考证学方法为前提的新经学在17世纪中期开始建立新的认识论、新的政治价值、以及新的学术文化。我们知道，从13世纪开始，理学就是官方意识形态和精英学术的基本范式。这个范式简单概括起来包含以下几点：（1）士人以道德修身为目的来研读四书，而不是以宽泛的制度建设为目的来研读五经。（2）作为士人模范的“三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他们是道德主体。对个人私欲的省察，让圣人能够体认万物之间永恒不变的天理。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有生而成为道德主体的可能。（3）理学的制度理想是一个小的帝制政府，而社会的基础则建立在庞大的地方精英宗族的统治之上。正心诚意的功夫要比制度建设重要得多。（4）普遍王权的合法性建立在君主的道德修养和对天理的体认之上。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便是此种政治语汇传统最好的体现。¹¹

17世纪早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士人开始远离四书，回到广泛的经史学和制度研究中来。尤其是在晚明各种危机的作用下，一个新的、以文明史论述为核心的经史学研究范式出现了。黄宗義、王夫之、顾炎武这一代的经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历史化地理解上古“三代”的文明模式。“三代”对他们而言已不再是一个道德模型，而是一个制度模型。这个制度模型建立在他们各自对人类社会形成的理解之上。他们对人类的需求和社絲雜理的分析，其实和糊现代西方出现的新文明论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与此相伴的是新的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出现，普遍王权的道德概念被抨击，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开始建立在历史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之上。¹²

那么，中国的新经学和欧洲的新自然法的相似性和区别在哪里？对于二者而言，国家的合法性都发生了转移，道德化的普遍王权概念遭到了抵制，公权力的合法性开始建立在对共同体的保护和对公共需求的满足之上。

但是，二者的区别又在哪里？在中国，“商业的互惠性”并没有出现在儒学的新文明论述中。经济当然重要，但是“商业互惠性”并没有被理论化，它并没有被看作为形成人类社会的基础。那么什么才是社会形成的基础呢？什么是文明的动力呢？是广泛的文化。社会的形成是文化需求的结果，包括普通社会成员对教育、对福利、对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渴望。国家是重要的，国家需要足够的资本来提供服务。但是这个国家不是重商主义国家。参与制度建设的主力应该是广泛的知识精英，而不是商人阶层。

在我看来，明朝覆亡的惨痛经验在新的国家和社会理论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个经验到底是什么呢？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福利国家的重要性；二是共同体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三是对新财富冲击所带来的不平等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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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笔谈的主题是跨学科、范式突破和再理论化的可能。以上案例有何帮助？现代性理论的诞生最初是为了用来反思“现代性”文化的普遍特征，让寻找新的规范性价值和方法成为可能，这是韦伯等诸多欧洲社会科学始祖的共同目标，影响深远。但是，这一代理论家虽然诉诸普遍性语言，他们试图回应的却往往是西方思想文化内部的独特问题（例如“世俗化”）。因为社会理论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实证方法来反思西方思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病症”以及这些“病症”如何反映了他们眼中资本主义文化的问题，因此，韦伯一代对亚洲社会的分析往往生发于他们自身对西方经验和命运的关注。

韦伯的西方是全球扩张达到极致的西方，因此，这代学人以西方经验为基本材料来理解“现代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世纪之后，东亚经济腾飞，中国逐渐崛起，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语境下，加州学派的大分流研究兴起。它脱胎于现代性研究，继承了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和对现代化进程的兴趣。但是因为这些学者以理解全球经济互动和非西方经验为己任，所以可以更加自如地使用亚洲世界丰富的史料对现代性理论中明显的西方中心偏见进行挑战，取得范式上的突破。

在此之后，国际局势的多极化发展，首先带来的挑战是如何应对新的现代性理论分析对融人东亚、尤其是中国经验的需求。这是建构全球性价值的重要一步。它的基础必须是翔实、客观、全面、且具有反思性的历史比较，而这一步亟需比较思想史研究的跟进。如果说已有大分流研究中的经济社会史的分析能够有效地验证或反思现代性社会理论的预设，那么思想史则能够加深对历史社会精神世界和价值诉求的认识，增进对历史主体的理解，帮助社会科学分析尝试寻找更有效的系统性、理论化的分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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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我们在探讨早期近代全球贸易增长和新财富形成的共同历史背景时，关注中西早期现代的政治思想的兴起，探讨不同传统的新社会理论和政治愿景之间的异同，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和欧洲在共同的全球化进程背景下所面临的不同的本土后果以及选择的不同道路。欧洲启蒙思想家通过“商业互惠效应”的历史文明论来界定现代“权利”观，而中国思想家则围绕“文化利益”来论证共同体的历史自治。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偶然性和路径依赖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深蒂固的哲学差异？中国思想家在这一时刻创造的不同的自治观和历史知识，将成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源泉。¹³因此，比较现代性的早期现代思想渊源，能够帮助我们深人理解不同社会在步人19世纪和20世纪新一波全球化下压力下所发展出的不同转型模式，更好地揭示不同传统的现代性轨迹之间的差异以及相似性。我相信这会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介人当前的全球政治议题，弥合现代自治观的不同思想传统，以此作为共同国际秩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