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汉一代，对于儒家经典的今文（汉代隶书）、古文（先秦文字）之争导致经学的畸形发展，在此学术背景下，《白虎通义》应运而生。东汉建初四年（79）冬，章帝召诸儒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持续数月之久，最终命班固将讨论成果撰辑成《白虎通义》一书。“通义”的意思是通经释义，其“通”在于选择适合现实政治的经说定为标准，而非判定今、古文学术价值。

《白虎通义》在思想上倾向于今文经学的实用主义价值评判，在具体内容上不偏废古文经学的文字训诂。作为精英知识分子参与的学术讨论，白虎观会议对经学、谶纬和子史的观念进行了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谶纬中简单粗糙的神学观念以及过于牵强、琐碎的比附。《白虎通义》是对汉代认知领域的一种清理，代表了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的看法。

《白虎通义》将天人思想、阴阳五行观念融入了儒家经典，并系统化，使得儒家文化最终定型。此时的儒学已不再是孔子时代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以儒家的伦理本位为基础，以天人观念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框架，杂糅各家思想的综合体之一。虽对儒家思想无新发展，但正是这一点，降低了儒家思想的抽象性，使之深入普通民众之心，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思想的基础。

阴阳五行作为一种宇宙观，在知识体系方面有其进步意义，但将之进一步深入到人性的层面，作为道德依据，则带有一种理智上的强制性。而过度的强化天人关系的必然性，会导致盲目崇拜的神秘主义。汉代学者以此为依据，对先秦经典的过度解读，也造成了学术史上不得不面对的纠葛。

尽管《白虎通义》不具备法典的意义，所提出的理念也并未在社会层面推行，但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构建社会秩序所做的全部努力，那就是在一个共同信仰的支撑下，使名、实相应，从而达到国家机器内外的和谐与统一。从这一意义上说，汉代学者的努力，对今天构建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仍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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