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集结的是北京大学的教授2001-2005年之间为元培计划新生所作的部分讲演。

每一讲包含两个目的。首先是对学生进行教育指导。导师陈述教育思想，将理想和希望向刚刚入学的大学生开示；同时向学生介绍学科，每个教授负责讲解一个学科的性质、内容、研究现状和本学科在学校里目前的发展现状。并进一步引伸到学科主要科学方法和思路，以及此学科在科学体系中，及至人类的精神中的位置。一讲之完成，学理得以梳引，学业之门向新生缓缓洞开。

大学里的讲座有不同的种类。构成大学教育的因素，在现代大学中， 讲座补充和完善正式课表之外的教学内容，使知识得以传授，方法得以检正，问题得以直接、及时地研究讨论， 精神得以传承。

至少有四种讲座经常开办。

第一种讲座是学科前沿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由校内外研究者本人向学界同行报告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并陈述其科学意义，接受学界的质疑和检验。如果这个报告公开给一定范围的在校师生则为讲座。研究报告的对象是专业界。校内教授和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是研究性大学显示和促进其学科研究的日常制度。毕竟在正常的基础课和专业课中，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内容结构不 便于将专业的最新实验结果和研究 结论放进去，而未经学界检验的学术成果也不允许在课程中作为正式内容传播。在研讨课（Seminar）上虽然课题可以作为讨论的专题，但是它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专题，这就应该安排得与学生的学习方向和 研讨课课程的教学预设目的一致，还有照顾到参加研讨课的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水平。如果学生准备不足，Seminar这种“种圃”就会成为被过强的智慧之光焦灼，或过快的内容进程跳跃而流于揠苗助长。虽然在德国包浩斯学校1920年代实行的工作坊（Werkstatt/workshop）课程，已日益渗入大学的教学，将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引入课程制度中，成为个案研究和实例教育的重要方法。但是工作坊毕竟是一个研究过程的实习性教学，目的是为了培养学习和进修人员而主要不是从课程中收获成果，即使往往会有出其不意的结果。所以，大学中的学科前沿研究报告就是不可缺少通报制度。这种通报对学科的进展时刻保持着关注和监督，制度性地保证着学科前沿问题的学术交流和争论。研究报告的制度也可沿用到学校教育的其他层次，比如正在从事学位论文（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同学，在导师的引导之下所进行的定期、不定期的论文研究进度会讲。这种学术报告式的讲座集中进行，就是专业学术会议。会者聚也，西文Symposium即此意。

第二种是专题讲演，由某一问题的专家向师生讲解一个问题。问题涉及广阔，上至国策的解释，下至学生心理状况的调查与辅助方案，更多的当然是学术问题的讲述。与第一种专业报告的差异在于这种讲座目的在于通告情况，针对的是学术界或学校中非本行本专业的人员。大学中学术各有专攻，现代科学分工日益专门，不仅隔行隔山，即使一个专业的教学研究人员，对自己的研究课题之外的专题，也都可能不了解关键所在，对本学科其他课题研究价值“莫明其妙”。对于宇宙与人生的问题，对于社会与形势的状况，并不是人人都能了解。所以，这种讲座就起到了知情者使用大家都听得懂的方法，简明扼要地介绍、讲解某个专题。这种介绍如果涉及前沿问题更好，但是毕竟特别专业和尖端的问题，非行内人士既听不懂，也不一定有兴趣关心。所以，把专业问题的主要意义传达给学界，就是一种知识传播。

当然，已经被证明具有德行和学问（有时还包括掌握权势和财富）的人，也会被请来大学讲演，有时并不在于专题，也不在于演讲技巧，只要是此人，讲什么都可以，人们要看的是这一个人。人们总是想象高人自有不凡之思想和言论，纵然事实经常不是如此。

系统性的“素质教育”讲座是通识教育理念的体现。由于文明的进步和知识的爆炸，大学学科中具体授业的知识在网络时代正被新的知识传播和使用方式挑战，而无论从培养人的角度，还是从创造、传承知识的角度出发，在学校着重人的能力和素质培养日益显得重要和迫切，因为教育者和受教者都不能确定把握未来发生什么，学生应该具备何种基础和作好何种专业知识储备以应对变化，所以要让学生具有宽泛的基础和判断复杂事物的见识，在焦虑和困境中，在杂乱和交错的问题里不至于混世与沦丧， 而是沉着坚定，保持人性的完善，就要让学生最大幅度地充分利用大学的精神聚集之地和集中学习的时段，集思广益，兼听转从多门多师。比较鉴别，审慎追问，多相质疑，拓广了知识和见识，锻炼批判能力，那么，系统地组织各门学科的优秀学者举办的素质讲座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同时，大学方面也可以采用这个讲座制度把一个学校，甚至校外的师资用于所有的受教者，有道是“大学大师之谓也”，如果学术大师不能在大学中为广大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虽然可以引领研究，那跟国家、企业、部队的专业研究院所有何区别？有大师不必非有大学。大学之中的大师，在于为人师表，接引学生，而系统性的素质讲座则是充分调用大学的教学教师资源切实可行的办法。

第三种是实用讲座，目的是为目前正在学校里的人解决实际具体问题或解释特殊事件，这种讲座好似校内主题班会，从图书馆的借阅办法到本校历史名人的荣宠遭逢。这种讲座传达的是信息。只是年轻的学生有时不会区分信息和知识。在此重提广州美院的黄专教授提醒国内学界的一句话：“不要把信息当知识！”。这句话也对于辨别第一、第二种讲座和第三种讲座有用。

这里集结的是第四种讲座。北京大学推行元培计划以来，实行导师制，但是由于教学资源缺少，二、三十位导师常年义务承担全职教师之外的元培指导工作，也不足以应答几百名学生从学业到情绪的问题，因此特设新生讲演，集体先行指引，使师生互相初识，课上课下展开问题的讨论，用为今后深入指导奠定基础。元培计划新生入校不设专业，所以听了讲座同时也起到了解大学专业的作用。其实，即使入学已经确定专业的学生，了解大学也是必要的常识，所以我们将教授的演讲，记录整理，有个别讲稿教授本人有所调整裁用，大多为听者所记，演讲者审校。

一讲之完成，大学之道得以传 播，学生之心微微欣喜，初进大学， 如是我闻⋯⋯

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应该由三个方面构成，即科学、思想和艺术。这是任何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的素质，而我们可以实施教育的仅限于大学，因为大学不仅是这种素质教育的条件， 而且我们有理由通过大学的体制来测试、分析、改进和完善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就是把人培养成为一位有教养和有修养的人，然后才是有特长的专门职业劳动者。教养是有计划地执教的结果，以使学生成为受过教育的人，中国古代称之为“读书人”。读书而后知礼，对礼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其总体范畴至少包含坚持正义和趋向光明，具有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知识，具有宽容胸怀和深广的文化素养并生活有品味。现代教育也提倡教养，哈佛大学核心课程秉持的理念就是：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educated person或谓文人和有教养的人）。德国大学生（德国没有相当于本科的学士学位，目前正在试验教育改革，为了就业和提高教育效率，增设本科）必须选择二门辅修专业才能完成学位，也是要求学生具备专业以外的相关见识。通过教育和训练增长的见识就是教养，而由此引起的自我进修和体悟则为修养。没有人不具备天生的素质，而教育和修习、培养、磨练，提升人的本性中积极光明的方面是素质教育的目标。

读书计划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对新生来说，是专业学习之外进行科学精神的训练，思想能力的提高的基础教育，甚至对艺术作品（诗文）的阅读，还涉及到艺术感悟的激发。当然，艺术教育靠读书是无论如何完成不了的。

古往今来，先贤常给学子留下读书计划，近代的公共文化机构（如教育行政部门和出版社）也以书目的方式下达和推荐读书书目。每个推荐者都有自己的责任和目的，责任和目的又与时代的要求和文化的局限相应。现在，北京大学启动新世纪的改革方案，推行本科自由选课学分制和导师制，强调“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在本科生中实验新的培养计划（元培计划）。当是时也，读书计划又一次要求导师们的重新理解和担负责任。

推行这个读书计划的目的与时代要求和文化在于：其一是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其二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其他发达的文化的压力在寻求发展。

第一，我们正迅速地进行着现代化。在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思想、道德、制度、习俗和生活的许多方面呈现为剧烈的冲突，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既给人带来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满足，又以一种消费社会激发欲望的原则而造成生存和发展的压力，造成人际关系的新的紧张和争执。现代化是现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也是这个地球上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命运。现代化以它不可阻挡的强势， 伴随其巨大的成就和对传统社会的荡涤的暴力而君临生活。因此，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价值冲突中来读书。

第二，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人的素质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某种压迫（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侵略）下开始的，也是在另外的国家和另外的文化逼迫 下奋起（改革开放）的。因为那些国家和文化率先进入了现代化，其经济基础、社会体制和文化成就一方面成为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另一方面，这些发达国家持续性发展的需要和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又对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形成巨大的压力，并冲击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文化的自我认同和存在价值。如果某些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优势横强地推行自己的意识与观念，而且还暗含着国家利益和同盟利益的占有动机时，被压迫的国家就会出现文化抗拒的力量， 甚至还会导致残暴的、非理性的对抗，有时还滑入了对抗文明对抗现代化本身。而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具有悠久传统，又有仁人志士深刻地理解到自己的文化价值不仅是本国的财富，而且是世界文明的伟大遗产，对现代化之后的时代可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与价值，那么， 这种在西方文化和欧洲文明中率先实现的现代化，就与正在迅速现代化的相对落后的祖国在文化上产生了内在的冲突。目前在中国，就引发了两种并存的社会理论和政治议论。一种就是强调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 认为率先发展和发达的是西方文明国家，所以，文明的观念就和西方文化构成了一个整体，以使人自觉和不自觉地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把追求公正和光明的社会理想同对先进者的成就的倾慕和追随交织在一起，这就是“西化和开放”思潮；根据同样的形势和际遇，另一种则强调任何价值观念都是以具体的生存者的利益和幸福为准则的。现代化虽然首先在西方文明中实现，并不意味着只能或完全只有在西方文化中才能实现，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即使它没有问题，有着广大人口和深远文化的非西方国家如中国，也学不到，变不成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因此，应该维护自己的民族的尊严，并在传统文化中激活积极资源，使之独特地进入现代化。但是，落后国家的民族性和民族文化中的保守甚至恶劣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致使这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相对地落后），又会与认同自我传统的民族感情和坚持独立原则的复兴雄心构成一个整体，以使人自觉和不自觉地把对“西化”的反思等同于“民族主义”，把追求文化上的平等和落后国家人民的尊严同对这些国家中既得利益者对落后的体制和观念的维护和纵容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民族与独立”的思潮。

根据上述的责任和目的，现在建议的读书计划既不能沿用先人的（梁启超、鲁迅都有建议书目传世），也不能挪用外国的（美国、德国都有精选书目的阅读指南）。现在是由元培计划“学生学习指导委员会”的导师们和北大校内外资深教授陆续推荐书目，并申述选择推荐的理由，由彭俊军老师（2001 年起）、吴兴宁老师（2005 年起）协助分阶段、有步骤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参考书阅览室建立一个“元培书架”（同时也是一个书目）。每种书目都是相关专家切实根据自己的读书体验和教学经验提出。有些书目由诸多教授提出，我们将各种意见一并征引，以备兼听。导师陈来教授受东京大学邀请， 与美国当代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一起从“东洋西洋”角度为新生提供阅读书目。我们将《陈来书单》附录于此。罗蒂教授接到我们索要书单的信之后，决定专门为北京大学，进而为中国学生，择设一个书目， 我们将《罗蒂书单》附录于此。

哈佛杜维明教授一直致力“文明对话”，在黄万盛研究员的协助下拟有对话名单七十人。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书目，从与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与西方文明的遭遇出发，应该读懂当代思想，不得不与之对话，进而重建中国文明的新的思想根基。我在哈佛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2003年9月-2004年7月），曾经参与开始的三次对谈，旁听和参与了杜维明和Daniel Bell，Peter Berger和Michael Sandel 之间的辩义和驳证，敬陪末座，深刻感受此项对话之意义。作为远道而来的访问学者，不可能始终陪伴师长完成全程对话，于是就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陈亮、刘平、杨扬、吴兴元、吴兴宁等诸后贤一起，将现在66人的履历学域查清，然后将这些作者的著作已经译成中文的情况，做了初步的通检，一一列出，以供大家藉之“当代目录学案”进而总揽全局，选读文章。我们将《哈佛书单》附录于此。

反思学科是一种思想。

学科反思，从观念上涉及了对学科本身的性质和意义的批判和质疑。学科是历史形成的，已经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当然如此；根据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建构，一些新的问题将构建新的学科。旧有的学科之名下，内涵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边界和冲突正在发生交融、替代或互不相容，学科交叉已经日益频繁，但学科的某种不可取代和模糊的性质也日益被深刻地确认。

这次项目起始于重庆出版社卢军的一个策划，就是请一个主持人与各文科学者的对谈，以概述中国目前文科学术现状。卢军是艺术学院出身，大概是深感于艺术和艺术史相对其他专业学科而言，其研究涉及的学术方面最广泛，接触的相关知识最为驳杂，于是就决定请一位艺术史家来主持对谈。当时我从欧洲负笈归来不久，又在北京大学与众学科的同事相处，就收到了她的聘请。起先我不敢承当，因为这种工作要花很多功夫，况且，再花多大的功夫也还不一定能胜任。后来两个意愿正好与之相合，所以就勉为其难进行尝试了。其一是当时我有一个学术计划时读一些圣贤之书，通天地心，正想找一些好学者请教。其二是我承担学校的本科战略小组的工作，后来因为担任元培计划导师委员会主任（2001年8 月-2005年2月），再加上周围有一批优秀的学生追随读书，对谈的准备依次开始。

工作顺序是这样展开。在学科上从哲学开始，然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或者历史学、文学（学）、语言学、神学等，包括艺术史、音乐学。工作程序如此，先联系一个学科的访谈对象，获得认准 后，把他的著作全部收集阅读，确定访谈的主题，在访谈学者的研究生和助手的引导下，将此学科中与谈论主题内容相关的主要著作加以收集，在访谈对象的建议下，精读其中的一、二种，泛读数种。然后进行谈话、录音、整理，并把前面的书目整理工作，尤其是著作汉译的现状和问题，作为附录。初试是在1999年访谈周国平教授，海德堡的纳卡河上，一杯红酒， 满眼青山。

现在把已经做的部分发表，今后陆续再做，总与读书相伴，所以也不求完整，行则行，止则止。多少有益于学界，有益于大学，卢军也不作强求，我们也因势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