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会读·第一期】

2023年11月3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高研院”）主办的首期“经典会读”活动在高等人文研究院103会议室举行。本次活动的研读文本是儒家经典《大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韩星担任导读人。韩星教授围绕《大学》的作者、时代、主旨以及研读要旨等问题展开导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子舟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长江商学院主任王建宝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雷博博士和近三十位同学现场参与研读讨论，同时有数百位师友在线参与。“经典会读”是北大高研院“社会传承与记忆”研究项目面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在读学生的系列读书活动。

线下会读现场

一 《大学》的作者与时代

《大学》，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而对于《大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史上一直存在许多争议。

韩星教授阐释了历代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大学》是孔子的弟子曾参所撰，并经他的弟子广为传播。这种观点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坚持此说。汉代史学家班固提出另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大学》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学之手。同时代的贾逵则认为《大学》为子思所作，“子思说”得到了王柏、刘宗周、郑晓等经学家的广泛支持。

导读人：韩星教授

及至宋代，程颐和程颢认为“《大学》乃孔氏遗书”。朱熹承继此观点，并认为《大学》是由孔子、曾子和曾子门人合撰而成。程朱的观点得到宋明学者普遍响应，甚至与朱熹观点存在较大分歧的王阳明也认可《大学》是圣贤所传。

清代汉学兴起，理学则多受批判。明清之际的陈确著《大学辨》，不同意朱熹把《大学》列为“圣经贤传”。尊崇汉学的戴震也反对朱熹的说法，认为《大学》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近代以来，傅斯年、胡适、钱穆等学者多倾向于认为《大学》和《中庸》作者未详，作品成书年代也推测为秦汉时期。

二 《大学》的传承

韩星教授指出，由于《大学》与《小戴礼记》中其他篇章不同，它所阐述的思想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早在西汉时期，刘向在《别录》中就将其编入通论类，将《大学》看作儒家思想的概论性作品。东汉郑玄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大学》注收录在《三礼注》之中，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大学》研究著述。孔颖达将《大学》文本分为两大段，从而为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做好了铺垫。

南北朝时期佛道渐盛，对《大学》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下降。到唐代，韩愈开始重新重视《大学》和《中庸》。为了建立道统以辟佛，便推崇《大学》，并以《大学》为依据，提出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路径。

宋代的程颐和程颢将《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并称“四书”，进一步提升了《大学》的地位。朱熹继承二程之意，重新编订《大学》章次，作《大学章句》一卷，使《大学》逻辑次序贯通，圣经贤传之主旨复明于世；又将《大学》的教育目的放在三纲领，并指出达成修养的顺序为八条目。这些内容逐渐形成宋明理学的基本观念。元代统治者尊崇理学，规定科举考试从四书内设问，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使得位列四书之首的《大学》的地位获得更大提升。

明代，王阳明以郑玄古本《大学》为正，并将致良知作为主线对《大学》进行解读，以改变朱子的阐释，恢复古本，瓦解朱子霸权地位。

现代学者的思想倾向仍然隐约可见朱熹与王阳明的影响，韩星教授以冯友兰、唐文治、金德建、牟宗三等学者为示例展现了学界的几种典型观点。

三 如何研读《大学》等经典

接下来的几期会读活动将正式开始对《大学》文本的研读，在此之前，掌握正确的研读方法是重要的。在本次会读活动将要结束之际，韩星教授就如何研读《大学》等经典向同学们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首先，在态度方面，韩星教授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儒家经典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基督教的《圣经》，具有神圣性，所以诵读研习经典时要怀恭敬之心，抱着对圣贤的敬意，对天道的敬畏，如朱熹所言：“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但是，儒家经典与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也有不同，即儒家经典兼具神圣性和世俗性，没有狭隘性和排他性，无须像其他宗教一样只在宗教场所诵读，儒家经典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研谈。因此，学习儒家经典，不必迷信盲从，而是可以自由地怀疑、异议、批评、讨论。

其次，在方法方面，韩星教授指出，要依据历代注疏研读义理。学习经典，不能出于一己之意任意解读，而要以历代注解资料为主线，梳理经典解释学的历程，这就是古人所谓的“通经”。学习者首先要“通一经”，然后再扩展到其他经典，以经证经；再扩展到其他历史著作、诸子百家，以史证经，以子证经；再扩展到道、佛，乃至国外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著作，最终可以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

最后，韩星教授强调，研读经典要做到知行合一，下学上达，提升修为，以至于成贤成圣，达成自身人格的圆满与生命的延展。

供稿：安艺

校审：陈茂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