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日益深化，人文精神与商业伦理遭遇重大挑战，同时，也构成了重塑未来的历史契机。基于这种认识，世界伦理中心为促进人文精神与商业伦理的融合，探索世界伦理的理念及其践行，举办了这次“儒·商对话2013”活动。此次活动，作为杜维明先生主持的“耶·儒对话”、“回·儒对话”、“儒·佛对话”、“马（马克思主义）、儒对话”等系列文明对话的延续，意在以儒学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与全球化时代商业伦理的关系为主要论域，为学术界与企业界提供平等对话、深度交流的平台。就此而言，“儒·商”既是对话的双方，“儒商”本身又有可能凝结为当代企业家的一种全新身份认同。

本对话分为四部分，在第一部“何为儒商”环节中杜维明教授做了主题演讲：《时代变化中的儒商——改变时代的力量》，指出“儒商”即企业界的公共知识领袖，用今天的话说，儒商就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企业家。他们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而且有公共意识的一批知识分子。在这一环节中，Klaus Leisinger做了主题演讲：《CorporateResponsibility as a Transcultural Challenge》； JosefWieland作了题为《homo-economics ?—Business Ethics from the WesternPerspective》和《中国视野下的企业伦理》的主题演讲；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如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做了题为《儒商的人文精神与国际视野》的主题演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环节中还播放了一部“儒商历史”短片，它是由世界伦理中心一批年轻学人合作完成的，短片播出后，获得了与会学者、企业家的一致好评。这表明，围绕有关“儒商”历史的研究，以杜维明教授为思想核心，世界伦理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年轻学者为主体的团队。他们的研究表明，“儒商”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在当今又具有丰富的现实内涵与多样化实践可能。

在论坛的第二、三部中，来自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精英们结合各自专业背景和从业经验，就“个人：人间世的精神修养；家庭：伦理责任与幸福；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社会：公共担当与全球视野；生态：企业成长与环境平衡；宗教：内在超越与终极关怀”这六个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讨论。

对于“个人：人间世的精神修养”，李文明先生指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心的作用是主导的，因此企业家不能只抱怨周边环境的强迫性，而应有主动性，要强调人的自我修养工夫。而何亚西先生则认为：企业家本身做企业已经很累了，再要进行个人修养、成为儒商，会更加的累。但正如姚中秋教授指出的：儒家所批评的小人，正是现代术语讲的理性经济人，但这个存在已经陷入“放于利而行多怨”的囚徒困境中，因而企业家事实上需要自我解救，而这个解救，就是使自己成为君子，使自己的企业成为对社会有益的组织，而在这里，修身实际上有控制生命危险的意义和求得更高价值的意义。

在“家庭：伦理责任与幸福”这个议题的讨论中，张志峰先生认为，家庭从本质上意味着每个人不能自私，而企业家需要回到家庭的真实生活，这也就是要让企业家在企业中推行的各种文化与管理先从自己做起，也就是真正实现说得到与做得到。温文龙先生则指出，对于企业家来讲，家庭其实面临着各种不可回避的难题，二代的教育问题、小三问题，这些是很现实的，但也是最难办的。对此，唐文明教授指出：所谓儒商是“以儒立心，以商立业”。而儒家伦理的家庭以父子关系为核心，所以最重要的是孝，那么什么是孝，这就不仅仅是让父母生活的好，而更要荣耀父母，如《孝经》，这实际上是非家庭自利中心主义的。因此企业家对二代的教育也就绝不仅仅是物质的，而更应当是精神的，需要让他们建立起责任感。也有教授指出：儒家的伦理也是十分重视夫妻关系的，如《周南、召南》《易传》，都将夫妻视作天下伦常之始，所以企业家需要自律。

对于“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这个议题，樊和平教授根据他的“中国伦理现状”调查指出，企业家目前排在中国不被信任人群的第三位，而中国人似乎更认可专家学者。但事实上，企业家最有力量，而专家学者也是可疑的。因而士魂商才的儒商应当是中国最被信任的阶层，应当是中国伦理重建中的重要力量，但这需要企业家的文化认同。对此，张斌先生表示：不喜欢儒商一词，感觉里面有负面性。但事实上中国整体的商业伦理在下降，商人的名誉度也在下降，所以儒商这个词更多地应该是个建构性的——他倾向于将之称作儒家企业家。他更建议世界伦理中心，应当通过树立榜样和建立价值导向，协助重建中国的商业伦理。

在对“社会：公共担当与全球视野”的讨论中，于子华先生指出：其实企业家很多已经开始认同公益，但一个问题是企业内部的员工似乎并不太认同公益的理念，更多的只是为利益驱动，因而他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如何让马少吃草而又跑得快。王明亮先生也认为：对于很多企业的中层来说，生存压力和文化关怀确实有矛盾，很多35-40岁的人企业中层人士无暇学习，因而也就缺乏公益慈善的认同和动力。干春松教授则指出：企业的公共担当不仅在国内，还要放在全球。但这就面临一个限制，即：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下，公共利益如何跨国、全球的实现？在他看来，这就需要重回王道天下的秩序。

对“生态：企业成长与环境平衡”，邓国宏先生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讲现阶段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样的恶果又确实是很可怕的。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很难解开的死循环，因此单独的责备企业，也是对企业能耗和成本的不了解。邓玮女士则指出：其实国家已经有了很多政策和方针，而环保产业的机会也是巨大的，所以企业家的确需要有担当，要敢于向环保接近。而传统文化在这个时候，就应当为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提供有效的价值观。黎红雷教授认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有两条思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自然为中心。事实上，我们只能以人为中心。当然这个中心是在中国天人关系角度下的考虑，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絜矩之道”的，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长久的视野，要保证子孙后代也能发展。

在“宗教：内在超越与终极关怀”议题的讨论中，于忠先生认为：儒商的名字某种程度上略显窄化，事实上具有人文和终极关怀的企业家不必限于儒家，实际上最关键的问题是企业家解决自己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孙捷女士认为：现在的企业家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自己的企业可能做得很好，但总感觉是虚浮无根的，这样一种从企业家自己到企业文化的虚无主义其实迫切需要在宗教层面获得帮助。对此，朱建民教授指出：儒家是有很强的宗教性和终极关怀的，它的内在超越是让人们即这个世界而得永恒，就在当前的生活中而获得终极的意义，所以对企业家来说，可能更具有真实性和体贴性。

在论坛的第四个环节即“成为儒商”中，所有与会者进行总结发言。大家都感受到了儒与商之间的交集，企业家作为21世纪的领导者，除了需要经济资本，还要有社会资本；除了具备技术能力，也需要人文精神；除了关注企业利益，还要注重公共领域。而儒家要摆脱四民社会分工的严格限制，一方面走出书斋、投身到现实世界的建设中去，另一方面更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知识分子的应有作用，为中国人的道德重建、中国社会的秩序重建，做出真实的努力。

另外，各位学者和企业家对本次“儒商对话2013”均表示非常满意，感觉深受启发，自己的思想和心灵都受到了来自对方领域的震撼与触动，对自己以后的事业和做人都大有裨益。景海峰教授就认为这样一种讨论让他认识到儒学的开放性和走向现实的重要意义，对儒学的单纯学术讨论是有巨大局限性的，儒学应当将自己推扩到更广阔的现实世界中去。很多企业家与学者还对“儒商对话”的未来发展给予了建议，如刘莉女士建议：以后的对话可以适当扩大规模，无论是在年龄层还是在性别比上，同时可以引进更多的案例来进行参考和讨论。周祖城教授则建议：可以考虑为企业建立一套以儒家为基础的行为规范、管理准则、企业文化，使得儒商的成立具有可操作性。

总之，本次“儒商对话2013”基本达到了以人文关怀充实管理经验，以学术深度拓展精英视界的目的，并为共同铸就当代“儒商”的文化影响力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