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4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的“精神人文主义•云讲堂”第31讲在线上举行，题为“儒家教义书写的一种可能进路——从埃克哈特现象反观儒家”。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郑淑红主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秉元主持。
在讲座中，郑淑红教授沿着杜维明先生的精神人文主义的思路进入儒家语境，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儒家的宗教性和他者——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文本以及思想。
（图源讲座直播：埃克特哈特当年工作的埃尔福特教堂）埃克哈特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人物，有很多话题讨论如何定义他在西方思想史中的位置。中世纪研究专家萨森（Richard Southern）在“欧洲经验的三个阶段”这一章中先写比德（Bede）接着写安瑟伦（Anselm），最后写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 “我能想象有些人抱怨说，比德与安瑟伦都比他们自己时代的其他候选人站得更高，埃克哈特是个小众的候选人如果他也算一个的话。每样东西都跟他唱反调。1329年他的教理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全面谴责；而且他还是个神秘主义者，这个字眼可不会引发多少信心！最不幸的是，他去世六百年之后竟成为纳粹宣传者的一个偶像，他们荒唐地将埃克哈特视为他们雅利安民族精神的奠基者。对任何人来说这些都是严重的障碍；但我还是希望表明我的选择是公正的，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思想世界与体验世界，一个新的最高意义上的社会背景。” “在某种程度上质疑甚至威胁到”所有“中世纪宗教的特征”，而且“确实能够推翻体系与国家，甚至有可能推翻宗教自身”。
—— R. Southern，Medieval Humanism and Other Studies，1970，p.19.
郑淑红教授把埃克哈特的思想体系能概括成三个部分——神学、哲学以及他的灵修/灵性学。
埃克哈特是一位神学家，一般会把神学作为他思想中最主要的部分，但中世纪的神学与哲学不分家，所以他的神学要从哲学讲起，如此，哲学则作为神学的奠基，然后在他的神学基础上又有他的对于灵修/灵性的论述。
在埃克哈特的哲学中，最有特色的是他的“关系”概念。他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当中，关系不同于其他几个范畴（数量、质量等），而是与“实体”并列，这两个概念可以同时用来描述上帝。他对上帝的描述范畴，不仅仅是一个“实体”，而且有一个“关系”，借助“关系”概念打造一个新的、不同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体系。在埃克哈特的神学中，人与上帝处于同一“关系”之中，造物主与受造物，即creator和creature处于同一个“关系”。造物主跟受造物之间的鸿沟、隔阂、等级随之消失。埃克哈特借助于新柏拉图主义中的关于“太一”的论述，把上帝变成了 “一”，是“否定之否定”。在灵修/灵性学的部分，郑教授认为大部分人会把埃克哈特称为神秘主义者，最核心的是“上帝在灵魂中降生”（the birth of God in the soul）。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灵魂中有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人与上帝在此相会合一。”
埃克哈特的思想，对非天主教传统的人非常有吸引力。上世纪以来，随着比较宗教学与跨宗教、跨文化研究的兴起，埃克哈特又回到学者们的视野当中，成为联结东西方灵修传统的一座桥梁，也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进行对话提供了契机。作为神秘主义大师的埃克哈特主要通过比较研究的路径进入东方，其中最有影响的两本著作当属奥托（Rudolf Otto）的《东西方神秘主义》 与铃木大拙（Suzuki Teitaro Daisetz）的《耶教与佛教的神秘教》 。埃氏的部分德语布道书也随后被荣震华先生译成中文。 
（图源讲座直播：埃氏著述）
对埃克哈特著作的系统编辑整理基本上从1936开始，科隆大学托马斯研究中心一批非常优秀的学者开始对埃克哈特的德语、拉丁语著作进行整理，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埃氏以犀利明快的口语（中古德语）演讲的布道书，以及用艰深的专业术语(拉丁语)写成的《三部集》——《命题集》《问题集》与《〈圣经〉注释》——已经陆续出版。
郑淑红教授认为，从思想传播的角度来看，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大师”称号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在学理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神秘主义最多只是埃克哈特思想的一个向度，无法反映其整体风貌。要了解埃氏思想的深邃与复杂，还得从他的拉丁文著作入手。正是这些晦涩难读的拉丁语著作，为埃克哈特赢得了学术地位，使他两度当上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
郑教授认为，我们对埃克哈特的思想做一个整体概括的话，可以发现他的哲学、神学与他的灵性/灵修学是三位一体的，是轮换的体系。从整体特征来看，它与我们现在的哲学著述有所不同，它 是“以经典为依托，以哲学思辨为手段，以天主教传统的教义以及由此引发的神学争论为主题。”问题（quaestio）：纲领性论述（哲学）
《圣经》注释：具体展开（神学）
布道书：口语化尝试（由神学到灵修与灵性学）
问题（quaestio）是中世纪思辨神学最典型的文体格式，而思辨神学则是经院神学运动巅峰时期的产物。以问答体格式（question and answer genre）书写神学在基督教思想史上有非常复杂的学术渊源。早在一世纪犹太神学家斐罗（Philo of Alexandria）已经尝试把问答体引入经典解释，早期的教父们不仅熟悉这种文体，而且自觉地将其纳入到各自的写作实践当中。这种问答格式的功能被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家们发挥到极致，新兴的巴黎大学神学系以其注重论辩（disputatio / disputation）的授课方式与传统的神学训练拉开了距离。以论辩为主导的教学方式把提问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活动推到神学研究的最中心，相应地问题也就成为思辨神学最具代表性的文体格式。中世纪大学里的学术辩论不限于师生之间的课堂讨论，它完全可以走出课室，变成大型公开辩论会，在这种场合，任何人可以就任何问题对主辩者发问。以彼得•伦巴德（Petrus Lombardus 1096–1164）的《教父论句集四书》（Libri Quattuor Sententiarum ）为基础，经院神学家通常会采用问题的格式，对一些有争议的教义作出复杂的哲学论证，托马斯•阿奎那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写了一系列这样的著作。 当一个涉及基督教教义的命题以争议性问题的格式进行讨论时，神学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哲学化了。在经院哲学的黄金时期，也就是13世纪的上半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经被系统地引入拉丁语世界，其中也包括了新柏拉图主义的作品。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哲学与神学的界限日益模糊，神学通过问题这种文体格式获得了哲学化的表达。
伦巴德的这本书可以说是经院神学的标准教科书，从13到16世纪一直左右着欧洲各大学的神学训练。本科生要通过注释它完成学位论文，大学的讲师也是通过讲解它开始其学术生涯。这本书并非伦巴德本人思想的表述，其原创性在于以问题的格式对教父神学作了系统的整理，这就使得早期教父的权威观点被集中在一个个问题之下进行讨论。全书按内容分为四部：第一部讲三位一体；第二部讲创世论；第三部讲救世主基督；第四部讲圣礼与基督的恩典。这本书的思想史地位在于它奠定了整个经院神学的理论框架，把对《圣经》文本的注释研究与抽象系统的哲学思辨融为一体，把思相史与解经学、神学与哲学、信仰与理性放在同一个体系中，展现了空前宏大的思想规模与学术视野。
（图源讲座直播：《巴黎问题》）
埃克哈特与托马斯·阿奎那、奥古斯丁并不完全相同，他首先区分经文本义（literal sense）与灵性含义（spiritual meaning），经文的文本本义不能随意改变，但是在本义基础上，可对其有灵性/灵修的含义延伸。其次，他诉诸于奥古斯丁的权威，使溢出本义的解读合法化，认为每一个读者在读《圣经》时都要形成个性化的解读，让每个读者都能够与《圣经》的文本进行对话，强调经典意义的增长和不断更新的过程，常读常新。每一个个体，每一个时代，都可以在同一部经文里读出新的意涵。此外，埃克哈特强调以否定方式（Apophatic way）言说上帝。最后，他关注的焦点，即他注疏《圣经》时坚持的所谓“解经原则”是：真义、本义与灵性义三者合一（圣灵教导真理，神性意识才是真理的源头）。
重省“宗教”的内涵：“制度宗教”之外的“个人宗教”
郑淑红教授认为，埃克哈特对“宗教”的理解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想法比较契合，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经验种种》（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一书中非常明确的指出宗教本质就是个人的体验，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外在的教会、教堂、神职人员、圣理，他认为基于个人真实的宗教体验才是所有宗教或者所有教义系统能够流传下来的一个原因。威廉·詹姆斯提出“个人宗教”（personal religion），与天主教体制化的宗教不一样，把个人经验放在第一位，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对理性中心主义的挑战。正因为宗教本身就是基于个人的体验，所以每一个传统里面应该有自己独特之处，所以在神学上是多元论的。
杨庆堃教授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中谈到宗教的社会性功能，从社会学视角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宗教， 即“弥漫性宗教”与“制度性宗教”。此外，还有近些年在儒学研究，特别是宋明理学研究中，非常热门的“工夫论视角”，即内圣学，从内在超越的维度来讲儒家的宗教性。经学视角在近些年影响比较大的，尽管大学目前没有设立经学的专门学科，但是经学的视角已经非常明显，强调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以及这个精神传统中信仰共同体的存在。与经学相关的是一些实体性的建制，强调儒家社会的教化功能，比如说传统的书院体制，像大学里面的国学院的形式把儒家的教化落到实处。还有像杜维明先生做的，通过儒家经典来揭示儒家的精神境界。价值多元。当与其它传统进行对话时我们需要共同的底色，形成统一的声音能够让别人看到儒家共同体、儒家学术共同体、儒家传统。信仰泛滥。学术上体量非常大，出版物繁杂，但缺少能够影响世界、与世界各大传统进行对话，且有时代里程碑式高度的著述。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我们可能会游离于古典与现代之间，不想属于这个时代，不想做一个现代人，可是又回不到古典的意境当中，在精神上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在古今中西之辩当中无所适从。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可能也是一个最不好的时代。按照威廉·詹姆斯对于宗教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宗教理解成“个人宗教”，或者说在宗教的各种形式当中可能“个人宗教”是更根本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优先选择好建制问题先然后从建设开放的学术共同体出发，尝试全球化时代的儒家教义书写。首先要回到我们自身的传统当中。在儒家教义书写的各种版本当中，最成功的应该是宋代理学文本，堪称儒家教义书写的典范之作。宋代理学文本就书面语来说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经注体”。经注体当时最成功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较好地融合了理学概念和经文原意，用四书系列做新的经典系列，在新的经典系列当中呈现了一套与汉唐不同的新系统——新的义理系统：道统、工夫、境界。第二，“字义体”。最著名的是陈淳的《北溪字义》，属理学范畴集，被称为“东亚第一部哲学辞典”，在书中有非常明确的关键词厘定，形成了对理学基本概念的统一理解。第三，“或问体”，如朱熹的《四书或问》，或问体的风格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交锋，是学者之间的思想交通，不是对于一般的民众，而且学者之间非常尖锐的思想交锋。或问与经注的关系是以经典为依托的系统义理阐述。
（图源讲座直播：文本的力量）
中国哲学研究非常关注所谓的概念、范畴以及问题。对范畴研究比较多的是唐君毅先生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张立文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蒙培元的《理学范畴系统》等。我们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哲学范畴研究开始。如果我们把宋代文本跟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可以看到所谓现代范畴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传统字义体与或问体的“新生面”，我们的问题也就是或问体的一个“新生面”。中国哲学的研究跟传统文本书写进行一个关联的话，可以发现今天很多哲学思考与著述至少从宋代理学就开始成为有意识的工作。
郑淑红教授一直希望能用比哲学架构更加宏大的底座来来重新书写我们传统的教育、思想、文本，把接近生命体验的哲学都放在一个系统当中。从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回归儒家传统，再反观已有的资源，是否可以尝试做体系化的梳理，不是单个文字自变化的整理，而是系统的处理，借鉴埃克哈特注述的架构，在儒家传统当中建构哲学-神学-灵修/灵性学的三位一体，各种不同的文本都可以这样三位一体的巨大底座非常饱满的呈现出来，而不是做切割式或者抽象化的处理。
如果用这种三维立体的架构作理论的框架，重新书写儒家教义，可能要比现在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突破长久以来哲学自身概念问题的进路，结合教义书写的进路，借鉴西方传统中的神学资源，再回到儒学自身的文本当中，进行儒家教育的天道性命之学也。讲座结束后，主持人邓秉元教授对讲座内容做了简要总结。邓教授认为郑淑红教授讨论的话题是基于对儒学目前发展现状的隐忧。在西方社会有过经历的中国学者很容易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基督教发展的现状与儒学做对比。基督教在社会中非常具有活力，但它的活力非常现实，不仅是在信仰本身的层面，同时在学术上也有非常多重要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的影响不只在神学领域，或者信仰领域和信仰群体之中，有很多现代的西方学术思想的策源地可能是在神学领域发生的，这是它真正的活力所在。相比较来说，中国的经学或儒学其实问题非常多。另外，20世纪对易学有诸多误解，甚至很多人认为易学对应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但郑教授从经学的角度把易学和西方哲学作为一种自身的义理反思之学，非常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