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

众所周知，“轴心时代” (Axial Age)这一概念最初由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 (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1969) 在其1949年出版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中提出，指公元前500年前后，涌现了诸如释伽牟尼 (Buddha)、孔子和苏格拉底 (Socrates) 等先贤的时代。

施寒微认为，第二轴心时代 (a second Axial Age) 缘起于德国历史学家莱茵哈德·科塞勒克 (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 针对1800年左右现代欧洲的发展所提出的“鞍型期” (德: sattelzeit; 英: saddle period) 这一概念。他认为，“鞍型期”以新技术的发展及丰富的物质为特征，使得这一时代人类社会在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财富积累和预期寿命等方面出现空前进步。第二轴心时代也因此得名为“物质轴心时代” (material Axial Age)。然而，物质丰裕的代价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不平等以及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致使人类生存危机呈现一触即发之势。

施寒微将我们身处的时代视为“第三轴心时代 (a third Axial Age)”，当下的核心任务是解决上一时代遗留的种种隐患。如何解决？约翰·托尔佩 (John Torpey) 称本时代为“精神轴心时代”(mental Axial Age)，并在其2017年出版的著作《道德、物质、精神》(Moral, Material, Mental) 中答道：“我们必须唤醒第一轴心时代培养出的道德和智慧情感，如此方可在第二轴心时代超凡生产力的代价中生存下来。” 

第一轴心时代迄今已有两千余年。二十一世纪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人们拥有更多元的信息渠道，社会沧桑巨变。这就要求我们以现代视角重新审思第一轴心时代的道德与智慧，探讨它们如何得以在当今社会践行和延续。只有让第一轴心时代的精神遗产重新焕发生机，才能避免人类的自我摧毁。

‍图源网络：《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

对此，施寒微教授认为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 的著作《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 (Economic Ethics of the World Religions) 里一篇题为《过渡研究：宗教拒世的阶段和方向理论》(德: Zwischenbetrachtung; 英Intermediate Reflection) [1]的文章颇具启示意味。韦伯观察到某种普世且持续存在的需求——期待世界的运转（或人类社会的运作模式）能够体现生命的意义。具体而言，人们总是不断考量命运的安排是否合理，为何有些人一帆风顺，而有些人却常常遭受无妄之灾？为对抗无意义感，不论身处何种文化背景，普罗大众始终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理念，以确信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平衡个体的福报与罪业，保障人人拥有均等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受到韦伯上述思考的启发，施寒微教授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更是需要关切这种人类共同的需求，从而在社会多样性与文化差异中探寻和谐共处的可能。因此，他认为精神轴心时代正迫切呼吁一套全球的现代性话语 (a grammar of a global modernity)，以此让第一轴心时代培养出的道德和智慧情感重新焕发生机。

具体而言，建构全球的现代性话语要求我们重新思考 “启蒙” (enlightenment) 在其历史原境中的含义，以及 “文艺复兴” (the Renaissance) 新思潮如何得以与社会多样性和文化差异相贯通，确保充分的多样性和统一的价值观。第一轴心时代各个学派所引领的思潮已经为我们奠定了文艺复兴的深厚基础。因此，施寒微教授认为通过追溯中国历史上无语伦比的思想传统交汇线，譬如考量儒家与佛教有过怎样的聚合，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应当如何理解与面对社会文化差异。

在此之前，施寒微教授首先明晰了 “中国文艺复兴”的含义。他强调道，从二十世纪起，“文艺复兴”就被认为是一个文明走向“现代性”的路程中，至关重要的思想建构阶段。且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复兴”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区别很大，不可一概而论。

胡适 (1891-1962) 认为文艺复兴是通过五四运动实现的中国文化的复兴。但余英时 (1930-2021) 认为五四运动并不十分契合文艺复兴的定义，既不算“文艺”，也不算“复兴”。最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并不具备文化层面的创新性，因此不能够算作文艺复兴。

1933年，胡适应邀至芝加哥大学讲学一个月，演讲内容随后被集结出版为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译本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中国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将文艺复兴这一概念输入至中国话语体系中，并从多方面重构了中国历史上多次文艺复兴运动。

图源网络：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的文艺复兴》

‍03 中国近代史上多次文艺复兴运动的重构与分期——从宋代到近代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五四运动，也有人认为是长征。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而言，中国曾在现代化进程上落后西方约五百年。然而，纵观中国两千余年历史中丰富的文化遗产，施寒微教授认为中华文明始终在力求振兴，且不仅仅局限于思想的建构，社会生活风貌也在不断更新。

那么，这个新的现代社会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呢？在全球语境中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刻地认识到什么为中华文明所特有，而又有哪些文化要素则具有交互融合的可能性。对此，中国历史上已有的几次文明交流案例或可提供灵感。

施寒微教授首先提及了唐朝禅宗的兴盛。虽然佛教之于中国是一个外来宗教，但禅宗却脱胎于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背景；第二是宋代的新儒学运动；第三是十三至十四世纪左右元明时期中国戏剧与小说的兴起；最后则是十八世纪左右考据学 (即兴旺于乾隆及嘉靖年间的“乾嘉学派”) 的鼎盛。胡适认为五四运动从根本上与这四次复兴有所不同，因此另作一类。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历史见证了哲学、社会运动、法律等多维度的复兴，且如此这般的进程越来越快。施寒微教授认为对古代社会中文艺复兴的深刻认识能促进我们反思当下的风云变幻。

中国古代曾有过一场跨世纪的辩论。当世家贵族开始没落时，一些文人开始对一些文本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并借此重新审视既有的书写传统。九世纪初期，一位曾参与文艺复兴的文人曾谈及他对时局的观察：从世袭恩荫到科举入仕，时代已然改变，少数贵族的私利 (private interest) 已不敌大多数人的公益 (common good)。而韩愈也曾记载道，皇室远亲与普通乡绅家庭在社会地位上大致相当。

哈佛大学的包弼德 (Peter K. Bol) 教授1992年发表的著作 The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斯文 : 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曾出版译本) 中，他分析有关于“斯文” (the culture of ours) 的学术辩论，并阐述了政治危机中当时的学者如何通过呼吁回归更古老的道德秩序来建构新的社会规范，以避免儒家文化消亡并重新整合社会。这场辩论涉及到超越性 (transcendency) 的概念以及灵魂 (spirit) 与鬼魂 (ghost) 的作用，因此这场辩论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宗教世俗化进程。

接着，施寒微教授引用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变法之争中，司马光关于“礼”的论述 (如下图)。可见，司马光所构建的理想社会强调规范个体的水准，且将宗教迷信 (superstitious beliefs) 以及民间风俗 (popular customs) 视为不得体甚至危险的行为。中国历史上，儒家正统与民俗信仰之间也确实总是相互排斥、矛盾重重。尽管如此，精英阶层中仍存在一批反对上述态度的“俗儒”，并曾就葬俗与司马光展开辩论：灵魂究竟是真实存在，还是为了赋予仪式意义而被建构的虚幻概念？

（图源讲座直播：司马光关于“礼”的论述）

对此，《论语·雍也》有云：“敬鬼神而远之..." 古往今来，几乎所有探讨是否应当摈弃封建迷信的辩论，都一定会援引孔子的这句言论。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右，我国曾开展轰轰烈烈的破除封建迷信运动。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反对迷信的读物，其内容则是叙述“不怕鬼的故事”。

即使是在不同的文化社群中，“敬鬼神而远之”也是条具有共通性的核心要义——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敬鬼神而远之”超越了普通的宗教含义，而以“敬而远之”指向一种主权国家之间关系运作的方针，也因此尤其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流颇具启示意义。

具体而言，许多发达国家执着于推广并壮大本国的思想文化，甚至渴望最终达成单一的普世主义。然而，施寒微教授指出，这种行径往往出于一种全然错误的假设、甚至执念。他呼吁国际交流中，双方国家都尽量暂且“敬而远之”——退后一步，与自身历史文化背景保持适当的距离，并深切地观照他国文化的思想根基。施寒微教授认为这将开拓不同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新维度。

此处有必要提及海外华人华侨研究专家王赓武教授2019年出版的著作 China Reconnects: Joining a Deep-rooted Past to a New World Order (《中国再连接：中华文明与天下新秩序》，华龄出版社2021年出版中译本) 中一段介绍中国人如何理解并运用国际法的引文 (如下图)：

（图源讲座直播：中国人对国际法的理解与运用）

“简而言之，1945年后的一些列事件让中国人越发深刻地意识到仔细研究作为政治工具的国际法的必要性，以及国际法之于维护本国利益的重要性。中国人将这份认知融会贯通于其自身对法律的理解，即法律是人为规定以保障所有约定成员利益的产物。当协商一致需要修改法律条款，或现有法律失效时，成员们通过谈判来增删修改。至于规范平等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国家法，只有当它不为任何企图压制中国的经济霸权所利用时，中国领导人承诺与其他成员国和谐共处。” 由此可见，国际法精神即是“敬鬼神而远之”在现代法律领域的应用。

施寒微教授列举了曾对“多重现代性” (multiple modernity) 进行过深入论证的多位重要学者。这一概念最早由S. N. 艾森施塔特 (Shmuel Eisenstadt, 1923-2010) 提出，学者们围绕它所展开的思考与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时代日新月异的社会现象。艾森施塔特否认了马克思、涂尔干等经典的现代性理论，认为文化之间存在异质性是正常且必然的现象，现代化并不最终导致工业社会的趋同与彻底融合。[2]

（图源讲座直播：多重现代性）

从多重现代性的视角出发，若“大同”不存在，则“不同”是必然。那么，如何建构一个“和而不同”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寻求共同的价值观与立场) 的社会呢？施寒微教授依然呼吁从我国的古代思想遗产中寻找对当下行为的指导，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赤壁赋》中，就能看出苏轼对“和而不同”精神的实践。

（图源讲座直播：施寒微教授讨论君子的德语学术著作）

讲座结束后，施寒微教授谈及本场讲座的选题是基于这几年的社会生活感受。近年来，社会冲突变得更加频繁而激烈，他希望能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尤其鼓励大家都多读一读苏轼等人的文字，认为这样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预见未来。

王建宝博士与施寒微教授就讲座中涉及到的马克思·韦伯、王赓武等学者的学说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和延展。日本关西大学教授陶德民也在线上参与了讨论，并介绍了自己的著作《西教東漸と中日事情》与三个轴心时代这一主题之间的关系，且与施寒微教授就内藤湖南、包弼德等学者关于唐宋变革的相关学说进行了讨论。

（图源讲座直播：陶德明教授）

在互动环节，听众就《中庸》、天下观、差异性与身份认同、环境危机、宗教教派差异等话题与施寒微教授进行了深入讨论。最后，王建宝博士代表研究院向施寒微教授致谢。

供稿：叶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