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 精神人文主义”论域的渊源，就不得不回到1970年代，彼时三十多岁的杜先生正处于学术井喷时期。在1976年，杜先生在一年之间出版了三本学术专著——一本是《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hung-yung），一本是《行动中的儒家思想：王阳明的青年时代（1472-1509）》（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ming’s Youth (1472-1509)），还有一部是在台北出版的《人文心灵的震荡》。前两部作品都以古典儒学和古代儒家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和致思角度上都具有典范意义，拓展了现代儒学研究的视野，并挖掘了儒学的世界性意义。这两部作品也成为反映杜先生思想的代表作，也让世界认识了这位“新儒家”学者。

“新儒家”是世界认识杜先生的一个标签，1928年以来，他是哈佛东亚系的第一位华人系主任。哈佛桑德斯大礼堂的讲台上，他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公认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但我在很多场合听杜先生本人否认了这种说法，他经常这样回应：“我不是新儒家代表，我提的是儒学的第三期，也就是作为一种精神人文主义的儒家。”

2011年杜先生与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进行过一次专门对话，对话中他们两位都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对现代性提出了深刻的反思。杜先生对泰勒谈到了自己对儒家的自我认同，他自认怀有儒家信仰，说自己就是一个儒者。而他的苦恼是，在现代学术研究的通行范式中，研究者需要对研究对象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唯有如此他的研究结果才让人看起来是科学的，是让人信服的，因为表明了对儒学的信奉立场，杜先生遭受了许多这方面的质疑。

从这段对话来看，说杜先生是一位“儒者”一点也不为过，他所否认的是“新”，在他本人的意识中，他对儒学的诠释并非另起炉灶的“新儒学”，而是对数千年不曾中断的儒家传统的传承与赓续，他本人曾说过：“在学术界要传承一个传统思想并不容易，最基本的条件是需要有三代人不断努力，和一个贯穿百年以上共同追求的理想。”

因此杜先生提“儒学的第三期”，正是突出这种传承的特点。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与传统差异极大的时代，这个被工具理性和技术至上主义充斥的时代，“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学术层面的议题，更是对时代问题作出的回应，而杜先生回应时代之疾的“药方”就是精神人文主义。如何在中国的文明传统中解释这种人文精神，如何将古典的人文精神转化为现代价值，这种转化如何塑造每一个个体的心灵，是杜维明先生的关切。

2018年8 月，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主题是杜先生提出的，“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 我有幸见证了盛会，聆听了杜先生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学做人”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在做人方面，没有同情的理性会成为算计；没有正义的自由会变成自私自利；没有责任的权力会成为掠夺的借口。如果一个人有同情但没有理性，那么会造成溺爱；有正义感却不给予自由，就是强制；有礼有仁而没有法，市场经济都无法发展；社会和谐却没有尊严，就会使社会同质化，无法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状况。可以说，对如何学以成人的思考构成了精神人文主义的内在关切。

本文作者：邱楚媛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