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先生在九十年代提出了启蒙反思、超越启蒙心态的论题， 这显然与他对现实的关切息息相关。我们是启蒙运动造就的现代人，我们认同自由、平等、人权、个人尊严等启蒙价值，也抱怨意识形态、官僚制度和资本无节制的扩张这些现实的问题，我们是启蒙心态的受益者和受害者，切身地经历着生态危机、社群瓦解和无止境的文明冲突。我们能够看到排他性的二元论、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过度的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特征，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几乎都在反思这些问题。启蒙价值不是理性的终极答案，它至少是不充分的，这是探讨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们的共识。杜维明先生清晰地看到，脱离并独立于启蒙运动的思想习惯，建立一个彻底不同的伦理或者新的价值体系，是不现实，即便建立起来也是不可信的。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必然是基于启蒙并囊括更多思想资源的。

他在这里谈到了三种思想资源，首先是作为启蒙精神根基的西方伦理和宗教传统，既包括希腊传统也包括希伯来传统，更是这两者互相对话，然后互相冲突、退让、交融之后的产物。其次是非西方的、轴心时代的文明，包括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儒学、道家。最后是原住民的原初传统、大量部落的本土宗教。正是在这个地方，在他谈到能够为启蒙反思所用的文明资源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儒家的现代性转化是非常重要的。儒家必须要面向现代性问题，建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才能开显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特殊价值。

将以上这些思想内容全部纳入考虑，我们需要的显然不仅是知识和见闻上的拓展，更是同情的理解，因此，文明对话就是必须的。如果说启蒙反思是提出了问题，提出了杜先生所关切的问题的话，那么文明对话就是他所发现的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的途径。这正是杜先生数十年来孜孜以求、身体力行的事情。不管是在哈佛还是在北大，他都在尽己所能，搭建文明对话的平台，并和来自或者研究所有文明传统的顶尖学者积极展开对话， 和来自西方传统的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来自东正教传统的谢尔盖·霍鲁日（Sergery Horuzhy），来自伊斯兰传统的古拉姆瑞扎·阿瓦尼（Gholamreza Aavani），来自印度教传统的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研究原住民传统的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约翰·格里姆（John Grim）等很多学者都建立了很好的交流。所以，很容易能够发现，和大部分学者不同，杜先生的很多学说和观点的提出并不是在哲学或者哲学史的研究和论著当中，而是在和这些学者不断的对话当中得到阐释和发展的。

2010年11月6日“北京论坛”

杜维明先生与莫尔特曼先生（Jürgen Moltmann）

对话专场“基督教与儒家文明的对话——生态与和平文化”

杜先生开过一个玩笑，说自己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传道”的机会，可能总是讲得听众都厌烦了。但是我觉得他所说的传道，其实就是对话。当然，代表不同传统和宗教的学者间的对话不完全等于文明对话的，我相信杜先生的文明对话蓝图也不止于此。考虑到应对现实问题这个根本的出发点，更广泛和有力的当然是政府间、民众间的真正的开放态度和相互理解的意图。事实上，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哲学家间无数的交流、会议、对谈的目的所在。在这个过程中，杜先生绝不是儒家学说和知识的输出者和代言人，而是建立文化主体、相互同情地理解的对话精神的推动者。

我们能够看到，杜先生提出和践行启蒙反思、文明对话的背景是全球化，他着眼于全球化浪潮下金融危机、环境问题的蔓延， 试图去揭示被“ 地球村”一词掩盖的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从未消退的意识形态之争。和我们熟知的文明冲突论者不一样，他认为全球化和现代化绝对不是单一的西方化，而应该是地方化和多样化。而在今天，在新冠疫情爆发、持续两年之后，我们甚至已经很难乐观地用“全球化”来描述我们生活的世界，“隔离”已经不仅是公共卫生的手段，而是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心态，我们因为隔离愈加失去了对共同体的感知，我们不会在一起了，本土化和多元化这些我们预想中全球化实现的途径表现出了更强的排他性。只要打开社交媒体就不可能不看见不同立场的人们之间的攻讦、谩骂，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甚至民粹主义的赛博游行。所有人都在表达，但很多对话的途径却被限制甚至切断了。大家都在谈论逆全球化、新冷战。我出生在冷战结束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长大，对我来说，成长过程就是不断看到、去到更大的世界的过程，可是现在这个世界却陷入了“隔离”，这让我感到恐慌，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所以文明对话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显得更加重要，不仅重要而且紧迫。

所以，我非常感激杜先生的著作能在德国翻译出版。德国是哲学的国度，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维特根斯坦的国度，是和近现代哲学，乃至现代性这个概念、和启蒙精神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同时德国哲学家们，比如海德格尔、本雅明、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也贡献了最有理论深度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杜维明先生的思想和行动能够进入德国读者的视野，这本身就是在践行文明对话。我由衷希望能有更多的德国读者读到、读懂这本书，希望它能够引起我们灵魂的共鸣，帮助我们去思考，去行动。

本文作者：吴蕊寒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