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化浪潮促成了空前繁荣。盛况之下，“启蒙心态”所衍生的“凡俗人文主义”“工具理性”“绝对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现代性问题，也导致了种种时代困境。对此，杜维明先生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精神人文主义涵摄了己、群、地、天四大议题，是杜维明先生六十余年来致力于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思想结晶。佐藤将之教授以“礼”为核心，探讨了“群”的议题——“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动”。

基于深入阐发“建构具有全球性普世意义的当代儒学”的意图，佐藤教授回顾了美国学界关于“礼”的认知发展历程，也探讨了“精神人文主义”与近年来诸如美国的“正义论”、日本的“共生思想”等思想之间建立对话之可能。同时，佐藤教授也指出了上述理论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应回归原始文本来理解“礼”深刻内涵，尤其是《荀子》一书。精神人文主义关于“群”的论说，能为我们重新认识荀子的礼治思想提供有益启发。

注：佐藤先生为此次讲座准备了长达一周。他为有兴趣深入了解相关问题的朋友提供了书单，可在文末查阅。

赫伯特·芬格莱特（1921-2018）则与杜维明相反，他的论述将“礼”作为儒家建立理想人际关系的核心。在他1972年出版的 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孔子：即凡而圣》）中，他将“礼”形容为一种“magic power”——“礼”能实现平等且具有道德的人际关系。他认为“礼”应当是一种双方自由参与 (free co-participation)且致力于维护彼此平等尊严性 (equal dignity) 的行为。赫伯特·芬格莱特的贡献在于，他的解读重新将孔子哲学建立于世界哲学的脉络当中了。

2000年，为了推行作为“世界哲学”的儒家，南乐山在 Boston Confucianism （《波士顿儒学》）一书中按照美国实用主义中符号学意涵 (performative or illocutionary functions of interpretation），主张“礼”具有三种特质：一、“礼”达成至高的文化：透过“礼”人性中的美善也得以发展；二、“礼”是约定俗成的，且会因时间和空间而改变；三、当人人参与“礼”时，和谐和伦常也因此得以成立。南乐山的学说离开了中国固有的语言和脉络，以纯哲学的方式向西方世界阐发了儒家的思想资源。

哈佛大学教授普鸣则是近年来颇具影响力的“礼”学研究者。他在哈佛大学教授的中国哲学课是最受欢迎的通识课程之一，因为他讲述的中国哲学挑战了美国的普遍价值观。美国的观念强调找到真正的自己，而普鸣教授从“礼”的角度出发，认为施行“礼”不需要很高的道德观念，只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有礼貌的人（譬如说“请”和“谢谢”），人们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改变。这种人与人互动的方式是美国教育中是较少受到重视的。

《礼记》中曾记叙了儿子扮演祖先，而父亲扮演儿子的故事，此乃普鸣所谓“subjunctive”思想的来源，即强调这样一种颠倒的角色性。通过这样反复的扮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得以改善。不仅如此，在普鸣看来，施行礼的过程中，不仅人会有改变，“礼”也会随着人际关系的不断建构而发生变化。因此人际关系的变化与礼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以上四位学者都对“礼”有着深刻且颇具影响力的论述。然而，佐藤教授在研究“礼”的过程中，仍发现了这四位学者对“礼”的理解之问题点：杜维明先生从“仁”本位的观点出发，仅仅定义了“礼”的工具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礼”的重要性；南乐山先生的所提出的作为“记号/形象”的“ritual”恐怕只在他的实践哲学中理想化。此“ritual”可能不等于“礼”。普鸣先生的论述则有些以偏概全的以为，似乎只选择了对自己的理论有利的一手材料进行引述，难以说明并非“扮演角色”，而反映实际人际关系的“礼”（如“乡饮酒礼”等）的层面。 

总体而言，“礼”的基本理论框架是由荀子奠定的。荀子明确地提出了礼为什么能成为对人类社会最关键的伦理价值之理由，在其阐述之下，所有的国家社会制度、伦理等问题通通能够通过“礼”得以解决。而荀子的“礼”最大的要义在于，它不因身份阶层而有区别，只要是人谁都可以实践。荀子“礼治”的宏愿在于建立一个世界型国家，提出契合全世界的“礼”的规范。

讲座结束后，王建宝博士做了简要总结。他高度评价了佐藤先生的演讲，认为其基于全面细致的文献梳理，极好地勾勒了“礼治”的内涵——从礼到法，从法到政，从政实现治理。他认为佐藤先生总结的“礼”概念的十一种意涵具有新意，体现了“适应性、转化性和超越性。因为人能被“礼”教化，而礼也能因人而变化。人间的礼与天地是互感互通的，从而产生一种生生不息的人伦社会。

在互动环节，听众就《礼记》与《荀子》的学术思想史等相关问题与佐藤教授进行了讨论。最后，王建宝博士代表高研院向佐藤教授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