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精神人文主义·云讲堂”第24讲在线上举行，题为“现代共同体的耗散结构和现代性的双重弃绝”。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唐文明主讲，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蕊寒主持。

唐文明教授从全球文化交流的视域中梳理并反思了现代性作为概念的流转历史和意涵演变，对比中外各家对现代性和人类社会互动关系的讨论，结合20世纪历史的重点事件和当代生活的微观实例，从伦理角度分析了现代性在作为当代政治哲学原则、及其衍生的现代共同体的社会构想所显露的内生困境和对外危机。据此，唐教授归论现代性内部的生存危机根植于对自然和超越性的双重弃绝，长期蕴藏了自由和美德之间的两歧性，同时落地中国社会的案例，提出引入传统的儒家伦理资源来塑造现代性的耗散结构，以调和现代和传统隔离带来的伦理困境。在分析现代性之外，唐教授不仅从本土化的儒家语境中置放了现代性讨论在中国社会实践的位置，同时也在应对现代性的设想中重新讨论了儒家哲学在当代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语境中的预期定位和潜能。

主讲人：唐文明 教授

唐教授首先点明现代性在全球社会变迁中势不可挡的影响力，以及东西方交流在塑造中国文化中的历史渊源，申明讨论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性。据此，唐教授从对“现代性”的整体意涵反思入手，基于历史和文献的发散，依次梳理了现代、自由、平等、权利和民主等概念的生发历程与其各自和“现代性”的内在关联。“现代”首先指向时间意识，因此背后隐藏着历史目的论。在由基督教新教思想孕育、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观点中，这种历史目的所指为个人的独立和解放，即“自由”。所以，作为“人类历史目的”的“自由”也成为其现代性叙述中的奠基性观念。然而，此处的自由并非强调后天训练、理智约束和习惯形成的庖丁解牛式的“古典艺术的自由”，而是每个个体天生赋予、被视为前提的“平等的自由”。换言之，现代性的自由观念本身意味着对平等的独特的理解，平等也就是现代性的根本动力所在。然而，推论现代性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结局，对于自由的不满和极致的追寻将导致平等的极端化，在社会发展层面成纤维对世俗时代的空前追寻也明显筹划出乌托邦主义倾向。这种乌托邦主义的性质意味着一切现代性筹划本质上都具有将超越理想内在主义化的倾向，而纵观20世纪历史，沉浸于现代性内生的乌托邦主义间或导向巨大的政治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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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现代性对个人自由的标榜也滋生了“权利”观念，这也是现代社会奠基性的政治观念。区别于古代社会的近似概念“正当”，权利观念是用以保障个人自由的，因此权利的种类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不断增益，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但现代政治始终是以权利为主导观念的政治的特点，权利观念也形塑了“建立新的自然法”的社会想象。随着工业和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物质的变革，权利的社会想象逐渐落地为“民主”的社会观念。这种民主的观念不仅展现在政治制度的变革动向中，也随着社会的演进渗透到微观生活中。可以说，现代性的发展最终尝到了民主的生活方式，政治领域的民主以剧烈的革命改变了世界，生活层次的民主最终将这种思想行为的倾向扩展到日常生活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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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解释中国何以走上现代性道路，则需要突破民主生活方式作为历史性趋势的表层理解，分析包含在民主生活方式中的历史性进步因素。对此，唐教授介绍道，晚清以降知识阶层认为民主的进步意义在于“摆脱秦制”，反抗以一家一姓之私利私欲为基础建构起来的那个不平等的逐利体系，试图以自由平等的个人权利为基本理念来建构新的政治秩序。“摆脱秦制”构成了中国走向民主与共和的内在理由。唐教授认为，以自由平等为个人权利为基本理念所构建的民主的政治秩序，实质也是捍卫作为死于主题的个人，现代政治秩序不过是从秦制“以家为单位、不平等的逐利体系”转变到民主制“以个体为单元、平等的逐利体系”，仅仅是迈入了法持时代的另一个阶段，根本上仍背离儒教经典中“道治”的政教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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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了当前现代性在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构想中的切实定位后，唐教授尝试从伦理的层面分析现代性在社会实践碰壁后潜藏的根本问题，并指出现代性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伦理纽带的侵蚀上。黑格尔提出伦理自由的概念和古今调和的方案，试图通过在传统生活制度的大小实践中落实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以此应对自由的不确定之痛。唐教授认为，伦理学中既已存在古今之变。服务于共同体发展的古代伦理和维系与建构社会的现代道德因目的不同而存在本质区别，启蒙以来以规则代替美德的道德筹划将个人从社会结构剥离出去，个体在这两个情景中扮演的自然人和原子式个人的角色难以等价。因此，黑格尔所提出的通过美德架渡到伦理的古今调和的可能性难以实现。

由是，唐教授再次点出现代社会的特点：一方面作为现代性的现实载体强调个人自由权利，一方面作为真实生活情景仍保有共同体的特性。据此，唐教授提出了“现代共同体”的概念来陈述这种冲突的社会形态，而它天生则包含着自由的道德与美德的伦理之间的两歧性，亦即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矛盾。如何调和这种矛盾的关系？唐教授援引物理学中“耗散结构”的概念，提出了引入传统伦理资源作为外部开源，来打破现代共同体因内在主义而逐步封闭，对平等的自由逐渐极端的趋势。简言之，耗散结构是通过外在资源提供新的能量，来维持主体本身的状态，抵御因为系统封闭而熵增加的过程。从既往的历史可见，以东亚为例，现代化过程取得光辉成就的地区往往也是传统伦理资源深厚的地区，这一悖论彰显着与现代社会看似格格不入的传统伦理资源实质上对现代社会的繁荣发展不可或缺。而当今社会的危机现象，也暗喻传统耗尽对于现代性的深层挑战。因此，唐教授认为，只有不断发扬、从而也是消耗传统伦理资源才能扭转现代社会的熵增加结构，即现代社会如果需要保持“现代共同体”的特征，必然也最好是一种耗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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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代社会成为具有耗散结构的现代共同体的挑战是什么？唐文明教授回顾近现代历史，指出现代社会走向无序化的根源在于脱离古代、经历近代科学革命时产生的双重弃绝，即对自然的弃绝和对超越性的弃绝，这也是古今之别的两重要义所在。对自然的弃绝展现在牛顿物理学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对自然的理解从目的论转向了机械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也从目的论转向机械论，以因果性地理解人的道德和行为动力取代了将人置放在自然使命中、承认人事自然地一部分的思维模式。因此，以规则为核心，关切的现代道德哲学兴起，对应着以反自然的自由为基础的新的社会构想呈现，人企图以全然封闭的方式与自然的方式解构。《周易》将此称为“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对超越的弃绝展现在否认作为创造者的神的存在，将大写的人确立为新的人，将现代社会标识为世俗时代。启蒙运动后现代性在宗教衰落后试图寻找替代物，通过人类理性来构想新的秩序，承担宗教整合生活领域的功能。唐教授认为，对自然的弃绝与对超越的弃绝因“否认创造”的共性彼此相关，忽视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创造者的生生之德的事实。与古代共同体对于自然和超越的依赖作为对比，现代性的根本困境在于没有建立自身和天地万物的回忆，因此忘却了作为“共同体”特征的现实依托，表现出“不诚”“自欺”的特征。

主持人：吴蕊寒 博士

讲座最后，吴蕊寒博士对内容进行简要归纳并组织问答，唐教授在回答听众的提问时提醒本次讨论中的诸多概念在古今、中外的不同语境中都有独特的内涵，表示对于现代性的本土化回思和现代共同体的建立是一个深远的课题，更强调了在现代性的危机应对和天道的恒久讨论中、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伦理资源的前沿性和宝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