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未来记忆”青年学者系列讲座第18讲在线上举办。本次讲座题为“居正与让国：论公羊学的理想政体”，主讲人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朱雷。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宫志翀评议，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蕊寒主持。
朱雷博士通过春秋公羊学共同强调的“贤让国”和“大居正”旨意之别生发问题意识，经由详实的古典文献和细致的例证分析，全面梳理了春秋公羊学作为义理系统下“让国”和“居正”的表现、意涵以及内在差别，指出“居正”的正义级别在“让国”之下，由此推论公羊学的核心是将“大居正”维护嫡长制拨正为禅让制下的“贤让国”，在理想政体上复归“天下为公、政权公有”、“乐尧舜之道”的禅让制。
主讲人：朱雷 博士
基于古典文献，朱博士释义孔子学说的让德有别于当代的谦让、谦退，通常指向禅让制中的让国、让天下。精读作为原始让德的尧舜禹典型可见，“让”的过程不仅是在位者的单向传递，受职之人在继位时也需要避居前代天子之子来“再让”，以表现自己不贪恋权位，再通过观察天命所向、民意所归来受位置。同时，灾变之异也被视作天象对让德的肯定，如帝舜面对“钟石笙筦变声”，“拥璿持衡，沉首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帝王之位应以相继禅代相传的传统，也应证于郑玄注说“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比喻中。及至家天下时代，尽管作为制度的禅让不复，但古典传说中留有作为德性的“让德”的书写。其中，孔子论让德的两个核心，一是“泰伯三以天下让”中的至德，二是“夫子为卫君”中对于蒯聩与辄双方相争的反思，指出政治纷争之常态是觉得自己应该得国而据理力争，而真正的让德表现为本应得国的人的退后。根据古典禅让和孔子论让的典例，朱博士得出“让德”的两个结论：第一，让德是保证禅让制得以运行的核心德行，君主有让德，才能保证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期许；第二，让德的高义可以协助解决现实里立法角度难以完善和解决的政治纷争。
（图片来源网络）
以此递进，朱博士聚焦在鲁隐公和吴子季札让国的案例上，分析了公羊学经典中“贤让国”的特征。隐公因“成公（隐公父）意（桓公为君）也”而“不言即位”，即使“隐长桓幼”，也坚持“奉还（桓公）为君”。尽管公羊传中没有明确贤隐公的让德，但通过贤隐公让国的善治、贬桓公的听信谗言来肯定隐公不恋大位之德。《春秋》托始于隐公这一让国之君，与终篇“蒯聩与辄”归思的“尧舜之道”相呼应，映射了《春秋》隐藏的从让德推寻到禅让制的线索。吴子季札“不受父让”的事件，被公羊传评为“君子以其不受（让国）为义，以其不杀为仁”。但是，吴子季札贤而不受国，引起了后世诸多争论，“二代而吴灭……全身不顾其业，专让不夺其志，所去者忠，所存着节，善自牧矣，谓先君何”(独孤及《吴子季札论》)“辞国而生乱者，札之为也”（胡安国《春秋胡氏传》）。然而，公羊学的义理认为，诸樊父兄让国与季札，是将国家政权视作君主的私权，并希望吴国作为一家一姓之业而壮大；季札辞国之德在于“不以国私身”（《说苑》），不将国家作为君主的私产，政权不可在父子兄弟中私相传授。季子的处境下，只有让国逃去，才能表明政权的公有性；公羊贤季子，出于对“天下为公、政权公有”这一真正大义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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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公羊传为什么既发大居正，又表贤让国？朱博士借助宋宣公宋穆公让国之例，重审让国之举应发生在其人生时（生让），在其人死后之让（死让）势必会引起后来继承者之间的纷争。当让国行为不正时，则强调大居正。因此，在公羊学的义理中，让国的位置是高于居正的，居正是在让国以下的退而求其次之选。因此，朱博士认为，公羊学的核心和理想性在于不将嫡长制作为立意：《春秋》作为改制之书，想将嫡长制拨正为禅让制；公羊学基于“让国”高于“居正”的正义级别，标的“政权公有、天下为公”的禅让制是理想政体。
（左上：吴蕊寒；右上：朱雷；中下：宫志翀）
在讲座评议环节，宫志翀博士围绕本次演讲中经典力争分析和政治学推论衍生之间的逻辑链条进行细致的评议、并与朱博士开展讨论。宫志翀博士提出三点论证的潜在发展之处：
其一，让国作为正义的伦理原则通向禅让制的理想政体或许需要更严密的逻辑论证；
其二，阐释中引用的公羊传“贤让国”的典例的结果往往没有脱离嫡长制的链条，并未呈现理想政体的更迭；
其三，公羊传中没有明确指出理想政体的代表，六经中禅让制的典范意义在显处不常有。
对此，朱雷博士在吸收建议的同时，也指出公羊传具有“在不正之处立意”的特殊性，公羊传的义理系统的解读存在史实和托意的区别，而家天下的历史语境中，有关禅让制的正向阐释可能必要借托于微言微词中。此外，吴蕊寒博士和观众也就作为制度的继承和季子让国等演讲细节和主讲人进行了深入互动。
最后，主持人吴蕊寒对本场讲座进行了简要总结，她认为本次演讲在破题释义之外，其通过文本阐释来回应经学重要问题的研究思路，也在研究方法层面呈现了一个启发性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