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精神人文主义·云讲堂”第十二讲在Zoom会议平台举行。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研究Oscar L.Tang讲席教授、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学博士、原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主任、原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 Studies）会长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主讲，题目为“精神生态学：当代亚洲的可持续性与超越性”。讲座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王建宝博士主持。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在线参与讨论。

杜赞奇教授认为启蒙意识表明我们必须要征服自然来满足人类需求，但气候危机主要源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征服。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决策者希望通过可再生能源、地球工程和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甚至使用外层空间来解决地球上所面临的问题。但是杜教授认为市场机制和地球工程本身也存在缺陷，比如很多技术都是实验性的，可能会带来事与愿违的效果。他认为我们需要某种价值观层面的改变，来限制我们以GDP和消费增长作为衡量繁荣的标准，继续解决贫困的问题，并且赞同阿玛蒂亚·森（A.K. Sen）的“可行能力”理论。

与大多数人常拿丹麦等北欧国家举例不同，杜赞奇教授以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举例。他认为这两国没什么军事资源，尤其是哥斯达黎加人口只占全球0.06%，但他们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达到了全球的5%、自身国土面积的25%，还有50%是森林。哥斯达黎加民众并不十分富裕，只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低于12,000美元/年，但却被“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第三次评为最幸福和最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Gallup）调查显示，中美洲国家福祉位于世界最高水平。所以不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实现民众的幸福。

在历史趋势的融合（convergence）中，杜赞奇教授认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价值观的微妙之变——一方面，亚洲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边缘社区正在寻求保护生计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一些现代群体、公民、宗教和科学工作者也同样致力于环境保护。这种趋同虽是薄弱的新兴力量，却极具全球意义：反映了一种哲学态度，以及与民族现代化的宇宙观相对立的可持续生活的可能性。在理想和利益的对立中存在着多种矛盾，但杜赞奇教授认为这些矛盾背后存在着超越性以及与超越性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历史模式，而这种张力正在形成一种具有社会、话语和法律基础的自然神化观念。

随后，杜赞奇教授解释了“普适性”（universalism）和“超越性”（transcendence）这两个概念。超越性是知识的一种基底（认知或元认知的核心点；不一定是本体论的存在者或上帝）。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通过超越性，人们可以将“世界的概要视点”视为一个整体来区分“现象的泛滥和底层的本质”。它能够从“此时此地”和普遍主义(与帝国和大构造的视角相关联)的历史条件中抽象出来。这个核心点能产生自我反身性及其与终极权力和责任的关系；因此，它也产生了与世界相关的自我能动性。超越也总是以神圣的权威和理性的权威为基础，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传统中也可能以不同的组合为基础。例如韦伯（Weber）认为“东方的理性宗教”没有全能神，但在接近超越的权威方面更有理性的教化技巧（伦理的、瑜伽的、冥想的），而不仅是信仰或者神圣化。尽管世界上的主要问题都是局部问题，也可以在本地得到解决，但如果缺乏普遍的愿景，就会把这些问题变成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所以杜赞奇教授主张对话的超越。

民族主义是解决世界上普遍性问题的重大阻碍，国家间应通力合作共同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求同存异。历史作为现代的研究领域，一直是主张主权的重要途径，往往将国家利益置于地球利益之上。但历史是流转的（而非线性的）。流转历史（circulatory history）则探讨超出民族或国家所定义的领域的历史事件和叙事所扩散开来的思想。大多数历史并非主权国家所有，而是与一个全球共同遗产紧密相连。

在是否有可能将可持续性提到为超越性的理念或者公理性的目标这一问题上，杜赞奇教授认为，首先经济体有责任对它们给全球环境所施加的不义和损害做出赔偿，资本主义剥削发生在看不见的空间中，这种“安排”乃是环保运动所面临的最强大的阻力之来源。所以发达国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贡献大部分的资本、技术和诀窍，其中也包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环保技术。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第21次缔约方会议达成了一项新的全球气候协议，要使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一决议令人振奋，但更多的还是靠自觉和自愿，没有强制性的执行措施。中国在这一点上一直做得很好。虽然政府和政府间的一些机构都在引领这些努力，但包括非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私人或公共倡议在内的全球公民团体才是这些努力背后的压力施加方。杜赞奇教授认为应当加强这些团队与政府间的合作。亚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团体在自我塑造、价值更新等权威性的领域也在发生转型，都更具对话性。

替代性和整体性的文化运动至今已流传180余年，从不同角度来说，这些运动已经开始解决可持续性的环境危机。一方面，从亨利·D·梭罗（Henry D. Thoreau）到《深度生态学》的美国精神性运动包涵了对自然的整体观念；另一方面，在亚洲，围绕甘地思想、佛教禅林僧侣、道教寺观等形成的基层和社群运动都深受其影响。这些不同的运动之间乍一看似乎没有关系，但许多信息、价值和行动等流转之溪都汇聚于此，他们融合了一种非二元论的哲学态度，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未来生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最后杜赞奇教授还对新兴宗教的改革、中国生态文明与“绿色公共领域”、中国的民间信仰和环保活动等问题发了看法。

报告结束后主持人王建宝博士对杜赞奇教授的讲座进行了简要总结。他认为杜赞奇教授的报告内容具有全球意义，尤其是对通过改变价值观来克服人类集体短视(myopia)、人类僭越自然领域等问题的分享十分深刻。杜赞奇教授有关超越性和神圣性的主张，是整场讲座内容的基础，也是区分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或者流转历史的基础。不同的历史观可以产生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宇宙论（天人学）的不同视角决定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不同关系。同时，人类还需要对己、对地球有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本着对话的精神，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像托马斯·伯利（Thomas Berry）所提到的“我们是主体的结合而不是客体的综合”，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乃其滥觞，我们中国政府启动的相应的环保运动为其流风善政，比如“乡村振兴运动“”““厕所运动”“”新农村建设运动”“等，当然还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代性回响。从儒家传统的角度来看，环保不是单方面的责任，而是互感与“双赢”，是人与自然、“你”和“我”之间的对话，更是文明之间的对话。从传统教条转化出普适语言并不失去其超越性是当代各大宗教所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对儒家来说，这一挑战相对更容易一些，因为儒家语言以人文主义为基础。超越性涵摄着知识、理性。超越本身体现的是对人的同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

王建宝博士认为杜赞奇教授对原住民文化和传统也有深入的思考。卡尔·雅思贝尔斯（Karl T. Jaspers）所提出的“轴心时代的文明”（Axial-age Civilizations）确实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认为古中国、古印度、古希腊和古以色列并立为四大轴心文明，但是如何尊重原住民文明、如何确立原住民文明的全球意义成为新的问题。将“轴心文明时代”的思想过渡到“第二轴心文明时代”，意味着韦伯和雅思贝尔斯之间有一种下意识的对话，（因为前者的欧洲中心主义，与后者忽视甚至漠视各大土著文明，乃至后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皆尚有一间未达，皆需扩而充之，或能廓然大公，冲漠无朕。）我们正在经历超越性的焦虑，现在又叠加数字化的焦虑，（焦虑的“套娃”异化了人类）。面对扑面而来的数字化信息，全球的人类都在主动或被动的接受，这是我们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或焦虑。杜赞奇教授所提到的神圣性（inviolability）将我们从世俗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和启蒙（Enlightenment）运动中拯救出来，（出卖灵魂的浮士德正在回家的路上）。儒家“存有的连贯性”（continuity of being）或可以在本体论层面唤醒神圣性精神资源，（用本体论的承诺安顿伦理的生活），就像孟子所言，“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盈科而进，不断发展人文思想，达于四海，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

在讲座互动环节，杜维明教授就超越的概念以及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等问题邀请杜赞奇教授发表看法。杜赞奇教授认为从历史社会学家对超越有不同的看法。王阳明认为超越是个人的超越，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更需要对话式的超越。我们不仅要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超越，还要意识到超越的理想状态。这两者间可能存在一种排斥性的力量，我们需要实现这两者间的平衡。对外部来讲，内部的体系是必要状态下的一种状况，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会有冲突，所以需要一种正式的社会思考来进行反思。在提问环节，杜赞奇教授对如何尊重土著人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甘地的环保理念、 “天人合一”、天生人成、中国保护生态的成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人口过多是否会造成环境不友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最后杜维明教授总结说杜赞奇教授不仅用历史的相关观点来解决当代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还提出我们需要一种精神性的生态学来解决全球的环境问题、应对气候变化，不仅对社会或历史产生影响，对宗教和文化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杜赞奇教授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谈了这些问题，让我们能够了解整个过程和过去对于危机的解决方式，而且也为我们提出了一种非常好的声音，让我们更好地来理解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