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0日晚7时，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信義文化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承办的第五届“信義讲座”——“商业与人文”在线上成功举办。
五年来，“信義讲座”围绕“精神人文主义视域下的儒家商业伦理”持续开展，一以贯之、求索不断，以期为构建中国当代商业伦理找到源头活水，为发展人类新商业文明提出儒家方案。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先生。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先生和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副主任、东南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樊和平先生应邀参与了讲座的对话环节。讲座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兼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宝先生主持。
作为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动者之一，华生先生在学术领域成就卓著，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荣誉。同时，华生先生也曾投身商业实践，是中国现代化公司治理模式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主题演讲环节，华生先生首先回顾历史，梳理了交易与人文的渊源。他认为，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其在面对自然风险时，必须发展一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来面对生存竞争的挑战。从最初紧密合作求生的小群体不断进化，发展出分工合作所必须的认知、抽象和表达能力，并最终形成完全的自我意识，人类具备了合作的基础。他引述亚当斯密和米塞斯的观点，认为人类有意的合作把动物变成了人，所以这既是人类进步，也是道德和文明的源头。合作这种为人类所特有的，经过计算后实施的行为，应当被视为“交易”。因为合作的前提是各方地位平等，且获益比不合作更大。这一对交易的定义看似粗陋，但较之先前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合作应当被视为人类演化过程中的巨大历史性飞跃。有益的合作塑造了并强化了人的生物特征，使其脑力、智力和语言得到进一步发展，而相应的美德也基于合作产生。所以最初铸造了人类和人性的合作与交易，是引领人文发展的基础，平等交易合作是人性和人文的开始。
接下来华生先生阐发了商业与人文共生共荣的理念。他认为大规模的交易产生了商业和市场这一陌生人之间最稳定和可持续的互惠交往形式，这种形式克服了以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态，将猜忌和敌视通过交易消弭于无形。现今虽由于科技进步及全球化发展，人的共同利益和关注领域随之多元，但世界上陌生人之间交往的主要动力和原因还是商业活动。商业开拓了人类社会互助互惠的桥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分水岭。他认为，因为商业交易，才会产生大规模分工，才能够挖掘人原本被隐藏的天赋差别，让人各安其位，各擅所长，发挥个体的创造力，为财富创造和社会进步提供持久动力。在论及商业与平等时，他引述马克思关于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的观点，认为交换从一切方面都肯定了主体的平等，所以在商品交换当中体现的平等、自由实际上对整个人文的发展是有一个经济上的基础作用。谈及商业中存在的欺诈和贪婪等问题，他将之归结于人性，认为不光在商业中，政治、军事、宗教等其他领域这些阴暗面都有所体现，不应苛求商业。而且，对人性阴暗面的考量，并未从商业本身出发，商业的本质是通过满足别人的需要来达到追求自己的利益。他认为，在人类交往形式当中，商品交换所包含的普遍互惠性，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正如孔子所倡导的“仁者爱人”，商业为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普遍而可靠的人性基础，单靠一时的激情和施舍，无法在日益陌生的人类世界形成持续和稳定的合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才变得容易理解。
在讲座的最后部分，华生先生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了商业与人文的未来。他以历史的视角梳理了近代以来人类经济和政治格局的互动过程，认为消灭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既不能带来更高的生产力，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西方以往取得优势地位的原因不在于其文明优越，而是它当时所代表的具于生命力的市场经济和商业规则的胜利。不管制度有多大差异，只要有意愿和能力真正转向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都会带来经济的复兴和繁荣，这一点已经为世界史所证明。他引述亨廷顿的论说，认为“西方的相对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的迅速崛起”这一判断准确地预言了当下人类所面临的变局。文明冲突在国家之间、国家内部日益显著，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浪潮奔涌，此时，商业文明还能协助人类往前走多远，人文精神的未来会向哪里发展？是我们当下要面临的问题。
华生先生将现今的问题归纳为“发达的诅咒”。西方文明从16世纪以胜利者的姿态通吃全球，它现面临的反制在于商业资本和科技向外扩展与人口、资源内卷的双向拉扯，从而遭受了“发达的诅咒”。具体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一部分高科技的产业和顶尖人才享受了科技革命带来的绝大部分红利，而本土产业外移、服务和工作外包却使传统中产阶级和劳工的状况日益恶化。特朗普主义实质上是对这种诅咒的反抗。西方文明下一步将会如何前行，是重回占主导地位整合同化其他文明，还是被多元文明取而代之，在目前看来很难找到答案。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是通过不同文明在民族国家内部先行整合，还是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竞争来实现淘汰，抑或在从整体上实现多元文明的融合，也是一个亟待考量的议题。华生认为，从全球人文精神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应当对这些挑战作出思考和回应。宇宙是演化的，生物是进化的，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上。而人类面临的一个危险，就是人文跟科技之间关系的失衡。从历史发展时间的跨度来看，人性的进化才刚刚开始，文明的发展也任重道远；对待未来，我们也许可以怀抱这样一种态度，正如西方传说中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所展现的：天神质疑他的盗火行为，说“你给了人类什么？有了火以后，人类依旧要面对各种灾难。”普罗米斯回应道，“我给了他们盲目的希望。”华生总结道，之所以盲目，因为未来不可知，但是只要有希望，就拥有一切可能性。
主题对话环节，樊和平先生首先发言。首先他对讲座的主题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商业与人文”的最大魅力在于提出了一个关乎人类文明根本问题，可以引发具有普遍意义的启迪。马歇尔认为，世界是由两种力量造成的，一种是经济的力量，一种是宗教的力量。经济对应商业，宗教对应人文。如果将之转换为中国命题，就儒家所谓“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人一方面要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要将本能、自然冲动约束引导至一个合理轨道，此轨道于中国是伦理道德，于西方是宗教。分疏开来，人文的核心价值是义，商业的核心价值就是利。化约成一个命题，则是苏格拉底所言“追求好的生活远高于生活”。商业需要创造一种生活，但伦理和宗教是要追求一种好的生活，二者统一，商业和人文追求的最高的价值，就是好的生活高于生活本身。
接下来樊和平先生对讲座的第二个部分进行了评价，认为其中富含引而未发的意蕴，展开来说，即在商业交换从国内市场进入国际市场再到全球化的过程中，交换的不仅仅是一种商品，更重要的是其中承载的价值和人文精神。我们消费商品时，已经接受了其背后所承载的价值观、文化、民族传统。所以商业交换还包括了一个民族深刻的文化密码和价值取向，这也是商业的人文价值所在。在谈及财富的道德属性时，他认为在今天的文化当中，因为经济有巨大的力量和惯性，需要以伦理价值对其进行规约，比如基督教“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传进针眼还要难”的观点，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视角。其实二者并非一个平均主义命题，如果回到先贤对人类文明底层设计的语境下来考量，这两段话表达的是一种对商业、对人类本能冲动的忧患。而这种忧患意识和关于财富的觉悟，在企业家当中也一直延续，比如洛克菲勒曾言“人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我们不能把此类论断仅当成是对财富的蔑视，而应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价值追求，即若抽离了伦理价值，而单纯对财富进行无止境的追逐，人类的文明就会充满风险。
谈及讲座最后部分商业和人类未来时，樊和平先生引述了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判断。他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遇到的最深刻的矛盾是文化矛盾，是经济的冲动力脱离了宗教的肆意和野蛮。例如分期付款，将人的欲望从最后一道束缚当中解放出来，诸如此类，让世界充满了欲望的放任。他提出我们要对商业的侵蚀保持警惕和敏感，要提供一种合理的人文引导来建构商业文明的合理性。在论及讲座最后部分的进化观点时，樊和平认为人类应在历史面前学会谦逊，到古代、到宇宙当中去寻找大智慧。最后他表示，基于三位嘉宾学科背景形成的经济学、社会学、人文学的论道场景，具有特殊意义。
接下来，周晓虹先生评论说，人性中良善的东西来自于市场，来自于交换，来自于商业的培育是讲座带来的启发。他补充道，华生先生在上大学之前就熟读《资本论》，所以在他的叙事中马克思上并没有抨击商业或交换，他所抨击的现象，比如大家熟知的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夺，主要出现在生产的过程中。
在简要论述信任场景的古今演变之后，周晓虹先生对中国传统商业伦理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的商业文明开始普遍发展，历史上几大著名的商帮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诸如徽商、晋商等。“谁曾想一代晋商驰骋九州方圆，谁曾见玲珑小城气吞八方地面”就是对晋商的贴切描述。在晋商中曾流行的一句话“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求财是在义中间求财，取利是在仁中取利。
周晓虹先生认为马克思·韦伯想解释的是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新教之间有没有关系，他找到的中介因素是新教伦理。与韦伯的观点不同，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认为，西方宫廷奢靡的生活使其对高档物品，比如像瓷器、丝绸、古玩的需求大增，而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他的观点和韦伯的观点正好处在两个极端，韦伯是讲资本主义是靠信任、靠自我的约束、对欲求的控制才得以发展。假如资本主义的最初兴起靠自我的约束，包括对欲望的控制，那生产出来的东西谁来消费？所以还要靠另外一个——刺激人的消费欲望，诸如广告、消费主义。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是丹尼尔·贝尔的观点。
华生先生对以上两位的评价回应道，商业是一个必须要以满足别人的需要为前提的活动，是基于此去追求自己利益的互惠交易模式。若人类交往的其他形式中多一两个像商业这样以互惠交往为主要依据的活动，人类社会将美好很多。商业让人出于本性，但前提是需要先去满足他人。他设想，有没有可能在推进人文精神的时候，能够在别的领域也能够发明和找到这样一种互惠的形式。
樊和平先生说道，商业的交换、交易，出发点是利己的，但结果是利他的、过程是平等的，关键在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生态、合理的体系。如果这三个条件不成立的话，可能商业就会面临很大的人文风险。他认为商业、商业伦理是一个充满人文的诱惑、人文风险和人文期待的领域。理想状况是把这三种角色结合，不放任任何一种价值，在各种价值之间形成一个对话和互动。由此才能实现商业和人文所追求的，一种好的生活高于生活本身的理想。
王建宝先生对以上三位的发言做了简要总结，他认为在四大轴心文明中，只有儒家是强调“当下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是即存有即过程的一种现实礼乐生活的成就。不管是通过商业的手段，还是通过政治经济的手段，都是一个礼乐教化的过程，它不追求外在的超越，也不追求上帝的救赎和究竟涅槃。因此王阳明说“四民异业而同道”，士农工商只是分工不一样，但它后面的道是一的，都是价值的创造者。否则无论为商为学还是从政，都会产生私欲的流肆，导致人类社会秩序的崩溃。正如樊先生说的，好伦理才是好投资，好伦理才是好生意，好生意才有好生活。也正于华生先生所探索的，如何在天地之间成就一个壁立千仞的伟大人格。正如周先生给娓娓道来的晋商是如何在成就个人的过程中来实现他人的福祉，为社会创造价值，这也是士魂商才的一个有机的结合。如此才能够生生不息，继往开来。不光是财富的生生不息，也是思想的生生不息，可谓“良贾何负名臣,大商笑看书生”，只有胸存纵横四海之志，怀抱吞吐宇宙之气，才能够做到大丈夫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才能够让礼乐教化的人生得到更好展现。正如《周易》“利者,义之和”、“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的论述，在取义和成利的过程中，以“克己复礼为仁”的启示不断修身，在成就自己的过程中，实现利他的结果，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而突破西方经济学理性人的困境、实现文化人的认同、追求生态人的信仰，使得 “仁者以天地为万物为一体”的礼乐教化生活得以实现。
讲座最后，王建宝先生对华生先生的精彩演讲，樊和平先生和周晓虹先生的精彩回应表示了感谢，并对信义讲座的捐赠人台湾信義集团董事长周俊吉先生表达了谢意。受新冠疫情影响，信義讲座临时由线下讲座改为线上，但电脑屏幕前的“围炉夜话”，让所有线上参与者都感受到了三位嘉宾思想火花迸发出的融融暖意，2020年度信義讲座以这一特殊的形式完满结束。
撰稿丨陈茂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