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1日晚7时，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信義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举办的“信義讲座”第四讲——“由演化观点看人类智慧：问世间，智为何物?”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
四年来，“信義讲座”围绕“精神人文主义视域下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一主题展开，一以贯之，求索不断。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台湾“中研院”院士、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曾志朗先生。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的两位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姚新中先生、东南大学资深教授樊和平先生应邀参与了讲座的对话环节。讲座由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宝先生主持，台湾信义企业集团创新整合事业群总经理苏俊宾先生也专程赶来出席活动。
主题演讲环节，曾志朗先生从对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名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的解读入手，引出了讲座的主题。曾先生认为，在地球上的生命演化过程中，人类得以存活至今，“智慧”是关键因素。认知神经科学提供了跨领域的整合观点，帮助我们了解自己，试图解答自古以来的诸多疑问：我们从哪里来？智慧是什么？有何成就？未来要往何处去？他的结论是，五万年前，认知大爆炸，先有大脑功能从左右对称演化成不对称，左脑擅于时序解析，右脑长于空间定位，同时也出现人类从先天具有加后天学习而得的计算能力，慢慢地能高明地应用计算的结果。因此，只有智、慧兼具，才能又快又好。
曾先生以“猩猩香蕉试验”为例，证明利用工具解决问题，是人类得以和动物区分的一个关键表征。直立行走解放双手，则是利用工具的前提条件。以对工具的使用为基础，人类通过行为得到反馈，不断修正。这一“行动-反思-修正”的过程，使得人类的神经系统不断完善。同时，面对困难与灾祸，人类的乐观与进取，也是智力得以发展的关键因素。
曾先生认为，无论到地球的哪一个角落，现代文明社会的进展都可以用8“0”模型来加以表述。他以自己在一座芬兰小城的观察和体验为例进行了说明：犹瓦斯库拉是芬兰中部一个小工业城，距离赫尔辛基270公里，藏在深山的森林湖泊中。这个小城见证了社会结构和生活文化的急遽变化，工商企业的需求，取代古老伐木和孤立小农的架构。气候方面，全球变暖除了造成物理地态的冲击外，也影响生物（bio）界的大小事。动物、植物，以及两者的共生体系，都在动态的消长情势之中。人类身在其中，食衣住行也都受到影响。越来越多的移民被这新兴城市吸引而来，当然会造成当地人群基因（geno）的变化。犹瓦斯库拉大学为此建了一个很大的基因数据库，对当地人群有很完整的基因追踪数据。这些基因的特性和疾病及认知行为的关系，都会为未来精准医疗和精神疾病（medico）防范，提供关键的治疗方法。如研究者在数据库中发现先天性失读症的儿童，追踪其家族基因后，得知特定基因（KIAA039）和认知（cogno）功能之间的关系；经由这数据库也可以追踪阿兹海默症、自闭症、忧郁症等认知与情绪失调的神经机制（neuro），设法解决现代社会所要面对的认知神经在生命两端（出生与老化）的众多问题。在犹瓦斯库拉城内有全国信息（info）管理的大数据中心。手机制造、网络链接所需要的信息云，都经由数字媒体藏在这些建筑中，相关的高科技研发（techno）也在城内兴起。大学的研发中心拥有脑磁图（MEG）和磁共振造影（MRI）两种脑造影设备，负起了脑科学基础研究的责任，以及医疗应用的深化和扩展。文化社会活动（cultural／socio）是作为现代人生命中的一环，传统的，新兴的，保守的，创新的，缓慢的，快速的，种种生活步调在这里也浑然成一体，但也明显展现出表面融合后所产生的内部复杂性。
针对这个案例，曾先生总结道，现代文明当然是以生物（bio）为核心的架构，其组成的底蕴是基因（geno）和神经系统（neuro），显于外的是认知（cogno）执行功能所掌握的智能与情绪的表现。生命的一切都可以用数字收藏在信息云（info）中。高科技（techno）的进展，改变生活条件，提升精准医疗（medico）的质量，保健和延寿都是演化胜利的标志，从而深刻影响文化社会活动（cultural／socio）。8"0"因子相互影响的演化进展复杂，演进方向多元，遇上当前速度和复杂加乘的剧烈变迁情境，在生命演化的理论建构上，需要更进一步的推进研究。
曾先生还以女性平权为重点，列举了电影《关键少数》（Hidden Figures）描述三位非裔女性数学家：凯瑟琳·约翰逊（Katherine G. Johnson）、桃乐丝·范恩（Dorothy Vaughan）、玛丽杰·克逊（Mary Jackson），克服了性别、种族与专业上的种种考验，于1960年代太空竞赛时期在美国太空总署（NASA）作出重大贡献等几个例子，进一步阐释了文化社会活动（cultural／socio）在8“O”模型中的作用，认为人的平等是智慧的旗帜。
谈及小脑的重要性时，曾先生认为，尼安德特人与当代人脑的区别，就在于人的小脑发展更完善，而尼安德特人的小脑则近似动物。小脑的体积虽然只有大脑的十分之一，但其神经细胞数量，却是大脑的五倍，它承担人类运动控制中预期性的前馈控制（feedforward control）和基于误差的监督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这两种功能。如果简单归类，大脑的功能属于计算的层次，是“智”；而小脑则体现了“慧”的维度，有了小脑的辅助，人类才得以变得更加智慧。
针对时下涌现的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曾先生也从认知科学的视角进行了梳理与展望。演讲最后，他引用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话 “人们常说是智慧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德。”他希望，科学与人文，智与慧，可以和谐交融，从而为整个人类谋求更大的福祉。
主题对话环节，樊和平先生首先发言，他认为讲座的题目可以从“世间问，智为何物”角度重新审视。这其中的关键字“间”是重点，左脑右脑的区分，是其中的基础性问题：左脑产生了时间性的概念，带来时间的差异；右脑产生了空间性的概念，带来空间的差异。由此，“间”也就体现了智、慧二者的区分。其中，智是智力、算计的能力；慧则是把智用得合理的能力。从文明史、基督教的视角看，原罪是从智慧来。人一旦偷吃了智慧果，大脑和小脑、左脑和右脑就产生了分离，形成了一个时间上的分疏：伊甸园的时间，和突破伊甸园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个空间上的隔离：本来夏娃是亚当身上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但自此有了隔离。他认为，原罪的根源在于智而不慧。歌德曾经说过，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但是我们并不是变得越来越美好。所以，智力的开发一个科学过程，但智力的运用却是一个人文过程，是慧的过程。如何把科学和人文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开智又开慧、智慧双修，来建构我们智慧的合理性、文明的合理性，是他对曾先生的提问。
姚新中先生认为，作为哲学研究者，很喜欢听科学家讲故事，可以给自己带来反思，扩展思维边界。他总结了三点感受：一、现代与传统的一个主要分水岭是传统向后看，现代向前看。曾先生带来的启发是，人类既要向前看，同时也要向后看。如果不向后看，就无法了解我们作为人类是如何产生的、发展的，意识是如何进化的，又怎样使人类作动物的一员进入到了高智商的的行列。二、作为现代人，我们经常向外看，缺失了向内的维度。其实向内看同样重要。当我们讲求智慧的时候，如果不能向内看，这个智慧只能流于表面。三、曾先生演讲中一直在讲台边缘走动，对其会掉下来的担忧与对事发后的处理预案占据了他的注意力。姚先生假设如果自己是一个机器人，应该没有办法产生这种担心。虽然机器人在计算层面的能力远超能类，但人的情感、价值、期盼是机器所无法实现的，而后者则属于慧的层面。对智与慧的区分问题，他向曾先生进行了提问。
针对以上两位的点评与发问，曾志朗先生分别回应，樊和平先生对“间”的解读，极具创意与启发。时间与空间作为对人类定位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对研究而言具有重要价值，真正的智，一定要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整合。樊先生提出“间”的双重意蕴，是非常高超的思考。接下来，曾先生满怀热情地表达了对姚先生关心自己的感激。在当下而言，机器还无法拥有人类主观的情感。我们在定义智慧的时候，常偏重于智的一端，在慧的方面有所缺失，二者明确的区分标准，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当下智力测验对于慧的维度也缺乏关注，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樊和平先生进一步发表观点，现代文明最大的问题是开智太多。因为智力是一个科学过程，而慧是一个人文过程。用科学压迫人文，用开智压迫开慧，就导致人类文明与智慧构造中的很多问题。他分别以时间和空间维度为例，举例表达了智、慧的分疏：在时间维度，他以四季为例，就春天而言，从智的角度看，是复苏、耕作的时节，是一年中人体容易困乏的阶段；但以慧眼观之，春季则表现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优雅意境。在空间维度，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产生的空间隔离，是延续至现代的文明问题之一，因为隔离的存在而凸显出的个体的孤立。面对隔离，所有的宗教和伦理都提倡“爱”，爱的本质就是不孤立。道家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又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这都是空间维度的解决方案。樊先生把乔布斯之死视作一个文化事件解读，他认为乔布斯之死是人类科学和文明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乔布斯之死就是人类开智不开慧的结果。经过分析，他得出结论——乔布斯必须死，乔布斯只能死。因为乔布斯和亚当夏娃一样，也偷食了当代的禁果——带来了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的出现导致智和慧越来越分离。他认为人类应该对科学与人文同等视之，开智与开慧并重，以“智、慧双修”的方式来建构人格、生活和文明的合理性。
接下来，姚新中先生说，“智、慧双修”是对佛教用语的一个转借，很有新意。他分三点阐述了自己的想法：首先，当我们今天讨论智慧的时候，也不应忽略情感。情感和智力之间并非此消彼长，而是互为助益，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人格。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知”到“好”再到“乐”过程中，情感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次，关于选择的问题。孟子提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舍身和取义的选择，是人类智慧一个重要的标志，这需要坚定的意志与信仰才能做到。再次，他认为智慧需要做减法。虽然信息和知识都在增加，但“做减法”对于智慧发展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向度。如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从以上三方面来看，智慧包含了生命的各个层次，并非简单的智力测验所能体现。因此，人类在追求智慧的时候，不仅要做到“智、慧双修”，更要将情感、价值、选择、意志、毅力等方面统合发展，从而成为具有智慧的智人。
王建宝先生对以上三位的发言做了简要总结，他认为，三位先生提到的“智、慧双修”，实际上是一个存在与过程的关系。正如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所言，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宋明理学没有区分“存有”与“过程”之间的关系。由此观之，实际上宋明儒给人类智慧发展指出了一个“存有的连续性”的进路。
在互动环节，曾先生对观众提出的关于“猩猩行为实验”、“5万年前人类祖先生出小脑从而与另一物种区别的原因”作出了解答。王建宝先生在对活动进行总结时说道，感谢三位先生精彩的分享给大家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人类既会总结过去，更能够展望未来，人类是天地万物之灵，所以人的存在是一个天地万物的造化的一种伟大存在。在唐君毅先生“心灵九境”的分疏中，我法两空是佛教，人神两分是基督教，儒家基于天人合一观点的“天德流行境”可能会为人类智慧进展提供一种可能的路径。最后，整场讲座活动在观众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陈茂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