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先秦两汉哲学、历史、文献, 语言；著有《思想与文献》（2010）、《语言文献论衡》（2005）等。

演讲摘要

中华政制作为中国自生政治制度，传承数千年，对东亚地区有着深远影响。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政制虽然已非现实存在，但在今日仍有文化影响与借鉴意义。

中华政制的核心具于《尚书·尧典》舜命契为司徒的命辞：“敬敷五教”。这虽非史实，但作为经典，仍然表述了中华政制的理想。司徒相当于后世的宰相，舜命司徒的职守却并非政治，而是伦理。这就规定了中华政制之理想为国家的手段和目的都是伦理。“五教”的内涵，太史克说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父母的关系为夫妻，加上兄弟与父子，实为家内三伦。太史克并认为由此就可达致“内平外成”，即只要家内人伦和谐，就可化成天下。这就意味着以家为国，国家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伦理。虽然暴力手段被允许，但是如君主当真运用暴力将被视为君主自身的“德衰”。孔子就曾隐晦地表示，舜以禅让得天下是尽善，武王以征伐得天下则未尽善。但在周礼的政治实践中，诸侯只知有国不知有天下，卿大夫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贼父弑君，问鼎窃国，亲情不但未能维系国家，甚至难以维系宗族。

孟子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解释“五教”。实以太史克家内三伦为根基，由父子无血缘亲情而得君臣一伦以建构国家，于是君臣有等级尊卑；由兄弟无血缘亲情而得朋友一伦以建构社会，于是朋友为平等与责善。

如何将五伦整合为一，有两条进路。儒家国家以家为本位，以亲情为核心，以兄弟比拟朋友，以父子比拟君臣。以朋友节制君臣关系，君臣以义合，“从道不从君”，使君臣等级必须基于伦理，于是伦理成为国家的结构与目的。法家国家以国为本位，以等级为核心，以君臣比拟父子，夫妇、兄弟都是父子的附属产物。由此形成以君臣、父子、夫妇为核心的家国一元化的严格等级结构。朋友无法见容于这一结构，遂被去除。《淮南子》、《说苑》在叙述契敷五教时，都仅仅提及四伦。但朋友实际上无法真正去除，于是民间的会党和朝堂的朋党便成为君主挥之不去的梦魇。在法家国家内，不顾及亲情的等级必须以暴力维持，但暴力不可能公然作为国家的目的。国家结构之外的国家目的由主宰国家的君主给予。当构造国家的暴力超出了国家结构，形成所在国的扩张，即以国家强盛为目的，便是秦制。如缘饰以儒术，即以伦理为国家目的，从而对国家暴力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便是汉制。百代所行实为汉制而非秦制。

汉制的真实内核，即暴力与伦理相抗衡的结果，不是暴力的伦理化，而是伦理的暴力化。汉以后的儒学不同于先秦儒学追求平等与责善，而是将等级内化于伦理之中：不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暴力与伦理的最终一致，是北魏孝文帝将游牧部落的绝对奴仆制规定于华夏，并在唐律中得到定型与确认。

另一方面，儒学的天下为公也深入人心。体现天下为公的政治制度便是宰相制，尤其是唐宋中书政事堂制。李华《中书政事堂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南宋宁宗绕开中书，以内批将朱熹逐出临安，监察御史吴猎上奏，痛陈“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天下为公的伦理承载，则是同居共爨的平民家族，正是这国家机器之下的民间自治，使普通民众得以养成道德承担，憧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修养，在科举制下培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阶层。

由于汉代形成了稳定的政教体系，因此在六朝佛教冲击之下，中华文化不但吸收了佛教精华，还在“沙门不敬王者”与“父母恩重”方面迫使佛教让步，退出世俗层面。此后，世界各宗教出入中华大地，只要不碰触制度与伦理的底线，都得到宽容对待。中华文化也得以遍采其长，熔铸伟辞。这也正是中华政制的当代价值所在：以制度与伦理的一致性为框架，融摄外来思想；以分权制保障天下为公，以民间自治培养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