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儒家哲学；著有《河流的文化生命》（2007）、《论金岳霖的新儒学体系》（1999）、《湛若水哲学思想研究》（1993）等。

演讲摘要

1. 从“文明”到“反文明”:“文明”的多重含义

“文明”是一个和文化一样多义的术语。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文明”至少有五种含义。第一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物质与科技、体制与礼仪、精神与文化等方面的成果的总和。在这种意义上，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城邦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国家制度、法律体系、各种人际交往的礼仪制度都是文明的表现形式。文明在三种意义上与“野蛮”对立。一是文明是人类脱离自然的束缚，形成一种基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物质生命支撑体系。在这种意义上，“文明”与“自然”对立。又一是摆脱散漫无序的人际关系，形成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礼仪体系。在这种意义上，“文明”与“野蛮”对立。再一是出现了人类精神生活记录体系，语言、文字、哲学、宗教等，人类的心智得以开发。在这种意义上“文明”与“蒙昧”对立。文明的第二种含义是不同文明的载体——文明体、文化区域、国家、民族等，都可以说还是文明的载体。国家是后于文明体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所以和文明体不一致。现在的一个国家国土范围内在历史上可以有几个文明体；现在的文明体也可以跨越若干个国家。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儒家文明都是跨越国家和地区的。中华文明就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日韩越南等国家。文明的第三层含义是价值观意义。文明成为一种价值观，“文明的”就是“好”的，值得肯定的，值得期许的，标志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由文明的第三个含义可以引申出文明的第四个含义，文明成为一种标准：判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先进或落后的标准。文明的就是先进的，不文明的、野蛮的就是落后的。这就进一步引申出文明的第五个含义，霸权意义。文明对于落后和野蛮具有合法的征服权。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于落后民族的侵略，都是打着文明对于野蛮的征服的口号的。殖民、侵略意味着杀戮，人类摆脱自然的束缚和杀戮是进入文明的一个标识，而到了文明阶段，反而陷入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残忍的杀戮之中，这可以说是文明的异化。文明可以发展到不文明、反文明，这边是人类文明史的悖论。

二、文明的本质是和谐

文明的本质是什么？应当是各种关系的和谐共存。人，约略地说，不外乎存在于和自然、和他人或社会、和自我心灵、和神灵这几大关系之中。所谓人类文明史，无非是人类处理这几种关系的历史。人和自然、人和他人、和社会、不同个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都应该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谐共存，和睦和谐，这样才是文明的状态。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不能作为文明的判断标准

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存在的最直接、最基本的关系。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交往是一体的、亲近的、感恩的、敬畏的。要想有好的收获，就必须善待土地。越想有好的收获，就越需要善待土地，用心呵护土地，适应和敬畏天气。这种生存方式的弊端是人附着于、甚至匍匐于自然，缺乏摆脱自然束缚的自由。这无疑是不“文明”的，但其中包含的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共生的理念，却可以说是“文明”的。近代以来，随着“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自然的神性或自然之魅被彻底解构，自然沦为一团可以利用机械工具进行征服控制的物质堆积。工业对待自然的方式和农业迥异。工业活动超出天气的局限；工业品不是自然的生命力的产出，而是人工“制造”的结果。在工业活动中，必须把自然作为“对象”进行征服和控制，才可以制造出成品。工业活动如开挖矿井、采掘矿石、加工制造等都具有侵略性；而且这种征服和控制越深入，越强大，越具有侵略性，也就越能成功。在工业文明中人对于自然不再有敬畏之心，自然成为有待征服的对象。工业文明大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这是它的“文明”性。可是，在主客对立的框架下，没有把自然作为一个具有自我生命和自主性的存在来对待，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又是其不“文明”的一面。所谓绿色，其实质是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否定的基础上对工业文明的辩证否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或新形式，是现代生产力和与自然和谐理念二者的辩证统一。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 “文明”作为价值观在发展模式上是绿色，只有“绿色”的模式才是文明的模式，才具有人类性、未来性和生命力；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深刻理解绿色发展理念的深远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形成了许多至今仍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说法，如“天人合一”、“仁，爱人以及物”、“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德至禽兽”，“泽及草木”、“恩至于土”、“恩至于水”、“德至深泉”、“川、气之导也”等。所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把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善待自然，“参天地”、“赞化育”、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延天佑人”，和自然协同进化、共生共荣，这些都可以创造性转化为当代绿色发展理念，

 “和谐”表现于国际关系，是“万邦和谐”、“万国咸宁”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平、和谐在中国文化中是有深厚根基的。“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普遍原理和根本价值观。作为普遍原理，它是事物生成与发展的本体原则；作为核心，它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作为价值观，它是中华民族最为永恒和深沉的精神追求。《国语·郑语》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认识。这里的“和”是不同元素配合，“同”则是同一元素的叠加：“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左传》中齐国上大夫晏子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不同元素的配合是和合、和谐，和谐方能产生事物：“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易传》把“和”上升到了“天道”的高度，说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道即是天道，“保合太和”使“和”具有了本体意义，“太和”也是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普遍原则，是一种普遍和谐的思想。

中国文化还深入研究了和谐形成的内部动力或机制。《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对于和谐的认识从表面引向了事物的内部结构。“一阴一阳”的含义首先是事物包含阴阳两个方面，阴阳俱备，事物才能形成和发展；其次是阴阳互相依赖于对方而成为自己，相反相成。再次是阴阳的推移和变化是事物运动的法则。关于此，张载提出了“一物两体”论。他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参也。”他又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张载集》）的确，在中国哲学中，独阴独阳是不能存在的，阴阳不能相互吃掉对方。一物两体的“两”是对待、推移、相成。“和”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

这种和谐的价值观表现于人与人之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的人己和谐观；表现在社会上，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和为贵”（《论语·学而》）、“大同”和“民胞物与”的理想社会；表现于个人修养，是《中庸》的“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中节之谓和”的心灵和谐观；“中和”不仅是个人心灵的和谐，也是天下的大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和”表现于国际关系，是“万邦和谐”、“万国咸宁”的睦邻友好关系。在道家那里，“和”是一种高级智慧。老子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明”是对道的体认。“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这一概括是相当准确的。

三、文明的力量：软实力、硬实力、感召力

从历史上看，主权平等是近代国际关系准则。可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与和平并不是天然状态，而是武力抗争的结果。民族国家自产生以来就讲究“硬实力”（hard power），尤其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没有实力就没有平等，近代（与“现代”同义）主权国家事实上沦为相互冲突的单元。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文明的差异，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的差异使得发达国家往往假借文明之名侵略没有进入现代化的落后国家，美其名曰文明对于野蛮的征服。这其实是近代文明野蛮的一面。中国古代的册封制被认为是非近代性的、不文明的，可是，在册封制下，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历经明清一直存在，这难道不是所谓野蛮中的文明？而在所谓近代国家观下，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时期兴起，到1915年即消灭了李氏王朝，“合并”了朝鲜，难道这就是文明？

就当今来说，欧美西方文化仍为世界话语，“力量”思维根深蒂固。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这相对于硬实力来说诚然是一个进步。但是，无论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都有“力量”（power）在。力量自身就不“软”（power有强制性的内涵），所以，把“软”和“实力”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用法可能是“欧洲大国崛起后遗症”的反映。因为没有哪个欧洲大国是和平地崛起的，一部欧洲近代史就是国与国之间力量较量的历史。中国哲学史上有“知善深则来善物，知恶深则来恶物”的说法，可称为“知来论”。心中有鬼则招鬼。出于对某一事态出现的恐惧而预先采取的抵御它出现的措施反而会招致它的出现。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是皮格马利翁效应。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若大国发生战略误判，则易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他提倡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现在的世界和平，是一种力量均势的和平、强权压制其他国家的和平，还不是各个国家、各种文明发自内心、发自文化基因的和平，其思想基础是薄弱的；世界迫切需要中国“和”的文化的再启蒙，建立基于内心真诚的和平文化的思想基础。中国文化的“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作为国际关系原则，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永恒魅力。

历史上，中国真诚地把和谐和“忠恕之道”作为国际关系准则。从汉代开始直到清中叶，中国在经济科技方面保持世界领先长达1500年，但中国从来不靠“力量”进行扩张，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都是文化文明的和平传播，而不是炮舰文化的强迫和杀戮。中国文化强调“以文化人、以德服人”。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又说：“仁者无敌”。中国文化讲究的是怀柔、感化；感化是感动、打动人心，使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能够倾心于先进文明，发自内心地真诚地学习和接受先进文明，成为先进文明的一部分。《易传》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尚书》提出：“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感是心灵的相通和回应，是不同人、不同民族或族群之间的相悦诚服的一致。“感”靠的不是“力量”，而是“魅力”（charming），这是文明的魅力。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日本留学生晁衡（阿倍仲麻吕）、新罗留学生崔致远都参加了唐朝的科举制，高中进士，在唐朝担任官职；这些都是文明的魅力吸引的结果。鉴真、隐元和尚东渡，都不是军事侵略而是文化传播。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他又指出：“中国坚持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这些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于世界的庄重承诺。

在当今世界，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的价值观为核心，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为国际交往准则，以不同文明的平等包容、相互借鉴和学习为基础，逐步打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建立民主正义的国际秩序，形成全球经济与政治、文化与文明、命运与生命共同体，从而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类永久和平愿景，将是中华文明对于人类文明史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