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摘要

李伯重：今天上午，周生春教授和几位发言人讲话都很精彩。周生春教授特别提到了一个“儒商”的概念，我是做历史的，我不是做思想史，我是做经济史，我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儒、商和儒商，中国商人成长的历史。

那我就讲三个内容：首先，儒、商和儒商这三个概念，孔夫子早就说过“必也正名乎”，才就你所说的概念去进行讨论。儒从最简单的，大家都用的百度百科来说，读儒家经书的人，就像早上几位学者发言都讲到的，读书人并不等于就是儒，反之，有一些有儒家伦理的人他不一定识字，大家都看过《儒林外史》，大部分人只能用四个字来评价“糟糕极了”，他们绝对不是我们说的儒。儒多半是指一种人格的倾向，不仅是人格，还要有他的抱负、理念、理想，这是大家都在看的，在座的各位学者，大家都很了解儒学的，对“儒”和“士”所下的定义，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所以，儒家不仅仅是读书识字或能够背诵儒家经典，更重要的是有它的理念、志向和风范。什么是士？余英时先生说过，士的基本精神是除了献身专业工作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于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确实是有共同之处。

另外一个概念，商，现在俄罗斯最大的一个报纸是《生意人报》，如果从对商人做的理解来说，是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润的人，英文的解释也差不多，这个概念在西方出现是比较晚的。businessman这个词在早期英国都没有做一个明确的界定，只要是做生意的人，就是商人，核心就是做生意，跟商品买卖从中谋利有关系，当然，做得比较全面的解释，中国古代的商人与今天的商人是有差别的，我们可以说他是企业家。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人，既从事商品生产，也从事商品交换的人，就现在的很多公司。从事服务性行业致富的人，那今天就多了，旅游业、旅馆业以及到电信业等都是，最后是银行家，古代商人不包括那么多方面。

第三是儒商，到了1949年以后，几十年都消失了。经统计，如果看儒商研究的文章，到1990年之前是0篇，完全消失了，现在又开始出现了。什么叫“儒商”？也是有很多争议的。一般说来，如果按大多数人的理解，能够接受的是有儒德的商人，他们有儒家的理念和价值观。儒商非常重视商业道德，包括很多方面。所以，这是儒、商和儒商三个概念的讨论。另外，现在有的学者在讨论，对于儒商还有那么多争论。

我就讲第二个，儒与商，分离与冲突。为什么明朝以前没有见到“儒商”一词，以前儒将是见过的。因为以前大体说来真正叫做儒商的人很少，可能凤毛麟角，所以汉语词汇没有出现相应的表明他们身份的词汇。那古代的儒和商确实是完全分开的。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商完全在另外一个范围内，而且在社会的等级阶梯里头是最低的。而且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这是汉代以前中国社会对儒和商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彼此是分离的，不能混在一起。

这个看法一点也不奇怪，在其他社会里也出现，如在欧洲的古典时代，即希腊—罗马时代，商人地位很低下，不能与贵族混在一起。中世纪主流社会依然歧视他们，在欧洲中世纪里，特别是跨国商人和金融业者，主要是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这些非主流的种群在做。犹太人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只能做基督教徒所不齿的商业。所以马克思说，他们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空隙中，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他们也是分开的。所以这个分开不仅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它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中国商人曾经在战国时期有相当的发展，到汉代前几十年放任的风气下有所发展，一旦到儒被尊起来之后，商的末日就到了，汉武帝采取的政策，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严厉地打击商人的运动。政治上，贾人不得仕宦为吏，商人被编入市籍，后代也不得改变。他们的活动都被国家控制，最有赚头的这些行列都被国家收为国有。商人不准购买土地，如果你购买土地，变成一个大家羡慕的地主的话，那你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另外，打击商人的运动，相当于现在的偷税漏税。所以，汉武帝时代，商人中等以上的大概都破产了，对商人的歧视和打击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这个政策到了汉武帝以后时松时紧，精神一直延续下来，一直到了明代“贱商”的传统可以看到，农民可以穿绸纱，商贾之家，只能穿绢布。如果农民之家，只有一个人是商贾者，不许穿细纱。到了明武宗正德元年，商人不准穿貂裘。为什么商人被歧视？因为商人的特点是求利，不求利，那做什么商人？这个特点，马克思引用过一个话，有利，它就敢什么都做。中国的商人之祖，白圭。到了唐朝，元稹写的诗，只要有乐，什么事都可以做。后世遗传下来的陶朱公商训，这是谈明朝以前的商人。但事情在逐渐发展变化，到了明朝中后期，阳明学兴起，不应该歧视商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就对四民观（士农工商）提出了挑战。王阳明还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这个时候，社会确实发生变化了，很多人也觉得我不一定要做官，不一定要考公务员，我们经商、下海也挺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大量的针对商人写的道德的教训。大家可以看，一个流行很广的《劝号谱》，首先是要做一个好人，应该怎么做好人，而且不能耍奸、欺市、愚民。到了后期，商人已经成熟，而不像早期一样与社会格格不入，他们已经成熟了，过去大家对商人诟病，期盼最厉害的是，不讲信誉，就是求利、害人，现在商人推出他们的神——关公，关公是最讲忠信的。

这时候出了大量的商书，里面强调对商业道德和商人伦理。专门讲你怎么做，这面例如诚、人伦等，它不是照抄儒家的信条，必须做一个好人，必须诚信，取得社会对你的接纳，你才能够做大生意。出现了很多通俗的教材，这个教材近年来发现大部分在山西，不识字的小孩都在背诵这些，从小对他的人格有一个熏陶和塑造。这是典型的《劝世歌》。同时，国家也不将他们再当做一个异类，因为他们为国家、为社会、为地方做事。打倭寇的时候，商人积极地捐资。平定准噶尔的时候，商人捐了大量的钱，为国库捐的国费以亿两计。鸦片战争当中，商人还捐了军舰给清朝对抗英国人。改变了过去白圭、元稹描写的那种只要有利，什么都敢干，现在也将他们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公益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就被社会接纳，他们自己尽量地向主流价值观靠拢，所以这个时候形成了“儒商”这个概念。这是韩国学者朴基水算的，鸦片战争捐的钱达到那么多，以前70年捐了那么多。还有地方上的公益。所以，到了当代儒商，我们就回到一开始说的那个问题，什么叫儒商？当时到了明朝出现王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那是社会融合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到了明朝出现儒商，到了清朝达到成熟，到了20世纪中期，因为整个商业都被国有化，不需要商人之后，它自然消失。现在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商业又出现，无论是国家商人或民间商人又出现，所以社会需求又在出现，对于儒商的召唤也就重新出现。所以，最后，什么叫当代儒商？当代儒商就是这样，与过去儒商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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