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远之：我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这次论坛，我服务的机构是大益集团，这个机构成立于1940年，是抗战的时候创立的，有一群海外留学生受政府任命成立了一家现代化的茶企业，到现在是中国最大的茶企业。一个多月前我收到一封邮件，说今天有一场非常高端的论坛邀请我参加。我第一个反应是，我想他可能想请我来泡茶。但后来黄老师说，上百人不好泡，你就来以企业家身份说一说这些话题。后来我收到他给我的邀请函，上面有两个人的姓名，一个是杜维明老师，另一位是项兵老师。杜老师是我心仪已久的儒学大师。我读过他不少书，没有机会见过他本人，所以我想趁机会一睹他的风采。另外一位项兵老师，他是我的授业老师，在座很多都是长江商学院他的学生，他可能也没有教你什么课。20多年前我在香港工作，当时读了渥太华大学的EMBA课程，当时项兵老师教我管理会计。因为那个课程是全英文教学，我英语不怎么好。我见到项老师很激动，终于有中国人来了，底下和他交流比较多。后来在项老师鼓励下我顺利通过了课程。今天我们俩见面的时候，说起来20多年了，20多年没有见面了，非常高兴这次大会让我见到我的一位老师。

提倡新商业文明的长江商学院的院长和一位新儒学代表的大学者，他们俩走到一起，他们想做点什么或者想成就点什么，这也是我特别期待的。今天的话题和儒家有关系。上周我们和清华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举办了第三届国际茶道学术论坛，当然还包括茶艺术品的展览。我们邀请日本、韩国、中国70多位艺术家、陶器大师、教授、茶道师一起。这三个国家的艺术家手法不一样，艺术风格完全不同。但是他们要表达的主题和境界却是惊人的相似。我们语言不通，但是都知道他的作品想说什么。其中一位韩国教授跟我们说，中日韩三国人民在文化上有一个共同的妈妈，就是中国的儒学。我们对儒家学问一期二期三期的分法，第二期讲儒家文化对东亚国家的贡献，这一点是得到东亚国家的认知。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东亚文化共同的精神资源。儒家文化长期影响了每个中国人。

杜维明先生用“道、学、政”三位一体概括了儒家文化，是非常准确也非常容易理解的。“道”当然指儒家的核心理念和价值主张。“学”就是儒家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政”指儒家思想在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规范方面的作用。三位一体在华夏民族两千年的历史这是主旋律。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审美情趣和宗教倾向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人的心智模式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儒家的心智模式。心智模式就由三个模块组成：第一，认知。人是好奇的，人有求知欲，人的求知欲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起点，中西方不太一样，西方一般走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过程。东方儒家对灵性上的关注更多一些，像王阳明先生主张的心学、格物致知、反思。第二，情绪。其实就是对爱、对恨的一种认知，或者对美和丑的认知。第三，信仰。事关灵魂，事关人和神的关系，所谓人生的巅峰体验。杜先生也讲，新儒学第三期是精神人文儒学。我想他的努力估计也是想从三个方面引领未来人们的价值导向，也可以归纳到心智模式和人格塑造的范畴。

今天我以企业家的身份站在这儿，我想和大家分享儒家的心智模式对中国企业家的影响偏好是什么。我想调查一下在座的经营企业的有多少位？请举手。不到20位。我们今天上午也听到一些学者一些作家对企业的一些行为提出一些质疑。我今天要讲的是儒家的心智模式对企业家做决策时的正面影响。当你知道了正面，你就会知道负面。第一个影响是儒家的天下视野。儒家的天下观对中国企业家制定战略的影响这是最大的。中国的企业家都有一个情结，世界500强情结。为什么？这是常年受儒家天下视野观念造成的。我自己对中国企业将来的发展全球化抱有极大信心。我们从小就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是什么，全球。中国的企业家特别具有全球观。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多少年，现在全球性的公司很多了，包括马云[微博]先生、王石[微博]先生，还有华为(任正非先生)，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企业家，他们是第一批成功的在这么复杂、这么激烈竞争的情况下率先实现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这是很不容易的。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其实很小的企业，开一个小小的煎饼店都会想到为全世界服务，要去纳斯达克[微博]，这是正向的，是非常好的事情，我是要歌颂他们的。今天双11，它卖到一千亿难道不值得庆贺吗？当然第二个影响是儒家的影响就会使我们的企业家有那种资源整合的偏好。我们的出发点经常不是像西方基于客户需求，而是基于它手里的资源，有多少资源做多少事。第三个是混业经营的偏好。中国企业家喜欢做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都要试试看，这其实没有对和错。我觉得混业更好，更符合中国国情。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的消费者当然要拿不同的产品去满足，组织模式、产品价值肯定不一样。

儒家心智模式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状元情结。在儒家社会里，状元是社会激励的一个标杆。现代经营企业都有数一数二原则，我们说韦尔奇经营GE的理念就是数一数二，数一数二就是状元。这个理念是企业经营非常重要的战略。状元情结还会影响第二个，中国企业做产品的时候喜欢打造爆品，要打造让消费者惊叫的产品。这当然是对的，不打造爆品，怎么互联网都没有用。

儒家心智模式的第三个要点是忧患意识。任正非任先生在中国是神了，大家津津乐道的不是他怎么样，而是他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儒家的基本标签。从孔夫子开始，天天“俱往矣”，忧患意识放在企业里非常好，在华为体现出来它有长期的战略准备，他非常担心明天如果不行的话怎么样，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团队做一些正常企业不会做的探索领域。当然这个忧患意识还会带来企业文化气质的异化，会造成军队化、围墙化，这也是一个影响。

最后是义利纠结。做企业经常被人拷问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什么？说老实话，对于企业家来讲义和利是一回事，是一件事情。它完全不是割裂的。你问企业义和利怎么区分？这可能是学术问题。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在企业界谁会问义和利。因为我们会做决定的。比如说德国默克公司的座右铭“医药本质是救人性命，利润随之滚滚而来”，义利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分析它是以前学者拿出来做哲学训练的，根本不是个实践的问题。

我最后用一个小小的例子和大家讲一下，我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家庭的例子和大家讲良知、义利的关系。良知在家庭里可以说是爱，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妈妈搬过来和我们住，她帮助我带孩子。有一天我夫人打电话让我回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当时我已经是公司的CEO了。我说有那么重要吗。我叫司机，飞车回到家。她把我带到卧室，她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爱不爱我？我说亲爱的，你什么意思，我不爱你我娶你干什么。就像现在问企业家你有没有良知一样。她马上问了第二个问题，你怎么证明。我说怎么证明？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还用什么证明。然后她抛出了一段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选择题。我和你妈掉水里你救谁。有义和利的时候你要什么。我说这是什么问题，你们俩我都要。我代表企业家和各位学者说义与利我们都要，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说她们俩同时掉到水里，把它割裂开，我不敢说是伪命题，但不是个实践问题。因为市场经济已经解决了，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市场机制已经解决了义与利问题，我们体会的更多只是儒家思想如何在个人的修养上，境界上的提升，而不是说用这个理念划分它的商业规矩。那是顶层设计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做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