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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

张志滨:我是博雅行信息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其实这个项目刚刚开始建立。之前我是做文化领导力培训的。我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在全球500强很多公司里工作了20年,我现在很多客户仍然是全球500强。我非常希望中国更多的企业像华为、海尔这样走出去。工作的机会,我经常到国外考察,我本身有一个价值观就是影响力。所以我特别愿意给有影响力的人去讲。博雅行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抱负,企业家得到社会认同是很小的范畴之一,我感觉到中国的GDP从购买力来说,不管是第一第二,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在欧洲的各大机场看到很多中国人,但是我深深的感到中国人在文化上不自信、中国人文化上的自卑。所以我有很大的愿望,就是带领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到欧洲走一圈,到美国走一圈,去看他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文化复兴是怎么起来的,可能到博物馆看一幅画或者到一个名人故居。

今天在座除了学生外有两类人,一类是哲学家、一类是企业家。这两类人在一起没有什么可争的,哲学家并不能代表社会呼吁应该做什么。哲学家在道德判断上并没有无可争辩的地位,仅仅在于哲学家有很多思辨和思考。正如我们读过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判断力的批判。哲学家的目的是引出这种思考,引出这种逻辑,但是不能要求哲学家在道德上有更高要求或者怎么样。而且伦理关怀也是实用哲学的重要基础,今天下午所有关于良知、理性、义与利的判断都是判断间的判断,争到明年、争到下一届商域都是没有道理的。哲学家和企业家都很有影响力,我的逻辑是首先去行走、去体验,然后再思辨。

今天上午项兵院长也谈到进行文化启蒙。我特别愿意,中国也许应该来一个企业价值观或者社会价值观的大讨论,然后普遍地提高企业家的哲学素养。我举个亲身例子,今年1月到华盛顿开会,有一天时间有几个好朋友说带我们去转一转,我们开车30分钟去一个小镇,很荒凉。我的朋友问我带他们来这干什么,我告诉朋友这个地方叫葛底斯堡,是南北战争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小镇。我说你知道这个战争的意义。美国建国80周年之后还没有成为自由的国家,美国自由的价值观是南北战争后,他们才把自由当成立国精神。到100年才有黑人才真正要平权运动,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才有黑人的选举权。所以那么多在美国生活的人,那么多把孩子送到美国去的人,他们完全不能融入到美国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美国的立国精神。包括今年6月到柏林时也是这样,很多中国旅游团在著名的柏林勃兰登堡门拍照片就走了,我自己去了四次勃兰登堡门,我会觉得这里是德意志历史非常有意思的,如果有人去讲的话,我会跟他去讲德意志,勃兰登堡门对德国的影响。四架马车是怎么被拿破仑拆走的,又是怎么还回来的,为什么美国的大使馆会挨在勃兰登堡门这么近的地方,这究竟对德国一种耻辱还是一种警醒,其实要看到德国民族的立国精神,这种东西我一讲出来就有人愿意听。所以我坚定了,我特别需要各种专家,尤其是在欧洲的学者,带我去走一站,我带领中国有影响的包括企业家、学者们一站一站的走,当然还要请国外的人到中国来走,我家乡在西安,请他们到西安讲,导游的讲解词完全讲不出来唐朝汉朝的文化。我的想法是不要再去争吵,去体验、去观察,去欧洲的犹太教或者美国的一些对历史有影响的遗址,去看看他们的立国精神是怎么得到的。

我个人认为儒家其实要靠很高的内心觉悟和道德标准的。本身不可能成为一个可以普遍操作的社会典范。这个要求太高,多数人做不到。我们企业家们有更多哲学思考以后,他们慢慢会进入理性,他们慢慢会思考如何从程序公平到结果公平到正义,这个启蒙运动不要太着急。谈到义与利,我认为中国对义的理解是非常模糊的。“四维”中的“义”,“五常”中的“义”和“八德”里的“义”都不一样,被功利化解释了。我列了和“义”有关的成语,各种各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对义的理解是不完整的,从否定一件事情开始的,我们缺乏共识。如果企业家真正的担当起“义”,应该学习古代晋朝时代的竹林七贤,或者学骑士精神,或者可以参考日本的武士道,去看看企业家是如何获得社会的尊重,是如何承担这种责任的,当企业家没有安全感、没有担当的时候,社会对他不够尊重的时候他为什么扛起“义”的大旗,所以我不认为不在于辩论,在于思考。希望大家能跟我一样去博雅行,去全世界看看,我们去思考完以后自然就会进入到理性的思考,慢慢的就建成我们的企业家伦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