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谢谢秦朔，各位上午好！在中国目前来说有三套价值体系，或者说三套思想观念经常混在一起吵架。现在比较显性的是商业价值伦理，就是跟挣钱相关的，比如说企业家的地位曾经有一段不是很高，总书记在财经会议上也讲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都属于跟商业相关的价值伦理，包括金钱怎么看待，包括是不是唯利是图，包括赚钱以后应该捐还是不捐等等。凡是跟商业文明、商业活动相关的价值体系，目前属于多数人当中的显性价值体系。第二套是开放以前强势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不是简单的价值观，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跟政党、政治有关的，这个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以前涵概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就是泛意识形态化，把一个正当的意识形态变成一个社会的思考方式、行为准则，这样一种特殊的时代留下来的意识形态的惯性。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我们在公众社会政治生活当中的话语体系，这是一套我们现在的观念文化，不是简单的价值观的问题，是价值文化。这个当然在公务员体系里面、在政府体系里面、几大班子体系里面，这套是一个公开的社会生活当中必须学会的一套语言体系。第三套是我们无论做生意的、还是不做生意的，社会各阶层人在心底里传统文化延续和沉淀下来的习俗观念。海外的孔子学院，国内国学的兴起，汉服等等，这套是藏在汉文化底层的心理结构的是非判断、习俗、价值观的东西。

传统文化、商业伦理、意识形态这三个概念，在当今中国任何人都不能回避，每天都冲突着，但每天也共存着，不是那么难受，因为你可以说假话，所以就不难受，如果人不能说假话的时候，这个冲突就崩溃了。另外汉民族本身是一个戏剧化的民族，经常会给礼、给面子，这都是戏剧化的。在这种过程中，中国人是一个戏剧化的民族，总是在给面子，按照我们过去五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的君臣父子，庙堂、江湖都有一套规则，按照这个来演，大家内心不至于太痛苦。事实上我们每天是有冲突的，比如我们作为一个生意人，开会的时候，算市值的时候，业绩考核的时候，确实都是冷冰冰的，没有办法。但是过公司日的时候，比如说今天公司成立多少年，或者到了逢年过节、春节、元旦的时候，又展现出中国文化家庭式的员工关怀，这套东西大家也很习惯，但是我们出门开一些正式会的时候，我们难免也编一些瞎话，让所有人都能演得下去。我们每天这几套价值体系、语言方法是不断换的。

我们早期做生意的时候，我们讲中国生意人要有四套语言体系才能做成中国的好生意人，不仅要五场皆通，还要有四套语言体系，“五场”这是胡雪岩讲的，这是中国传统的所谓成功商人讲的“五场皆通”，商场、官场，和外国人做生意有个洋场，在中国的生意人难免要进入赌场，最后还有酒场。我们做生意有四套语言体系，一套是商业语言，我们在商学院训练的是把语言体系都统一到商业上，比如说一个模型来了怎么分析，这些都是商业语言。第二套语言体系是官场的语言，我们见到政府领导会叫书记，写文件怎么写，跟他们谈话的时候让他们感觉到就跟体制内的一样，这个是官场语言体系，否则见到领导吹捧的时候，用错语言体系后果很严重。第三套是见到洋人、跟老外做生意又是一套语言体系，有西方一整套商业的逻辑和商业的规则。第四套是中国传统江湖的语言体系，按照中国传统江湖的语言体系也非常简单。比如说在中国有个行业非常大，医疗健康行业，民营的有一万家，其中八千家来自于莆田，莆田的四大家族有一个大哥，这个大哥我们见到，完全是第四种语言，大家一见面就是“大哥在上”，为什么？我们做生意时间比他要长一点，年龄略大一点，所以按江湖就很简单，资深，所谓的江湖资历，按照梁山泊一样你就是大哥，兄弟有什么事情说清楚，剩下的OK，是这套语言体系，如果到这个时候按照政府的语言体系打交道，大家就没法在一起坐下来吃饭。

所以我简单的说，在中国当下我们的话语体系有三套，传统文化的体系，商业伦理的体系，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在我们当中每天都混合着，但是其实没有太大的冲突，尤其商人，根据需要适应的非常快，昨天还不会巴结领导，今天见到领导已经很熟练了，因为昨天晚上背了一晚上。

冯仑：这个在经济成长、现代化过程中，价值重建据我观察，包括华人社会一些其他的发展经历。大体上是两个方面：一是民间的重建，二是官方的重建。

从民间的重建来说，基本上是两个系统来走：一个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重建的结果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现代的佛教，最后重建的像台湾有四大道场，大部分是中高的中产阶级变成了现代的佛教徒。比如慈济、佛光山等等都是这样，这里面其实大量的是台湾的中产阶级，收入不错的人。所以在目前大陆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中产阶级手上的珠串越来越多了，花时间辟谷、禅修的人越来越多了，这都是吃饱了有钱的人，中产阶级往这个方向自我重建。另外底层的老百姓(47.690, 0.57, 1.21%)精神上只有两个去处，一个是我们过去批评过的封建迷信，大部分底层很无助的时候，只能去拜各种传统的神，灶王爷、地藏菩萨等等，另外一个就是土道教，土道教在中国扎根很多，这部分是底层老百姓精神寄托。中产阶级除了现代的佛教以外，很大一部分是比较信西洋的这套价值体系和一些宗教，也对中产阶级影响很大。这是民间重建，不管有多少人讲，我觉得现实生存和生活竞争带来的驱使和压力，实际上在华人社会最后来自于中国社会自下而上，自下的价值重建基本上按这个路径在走。现在看讲传统文化，北大[微博]乾元国学办了多少期了，一期的收费比MBA差不多，都是有钱了以后，这部分精神重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路径。再一个是现代的佛教，再一个是西方价值的宗教，这对中产阶级是影响最大的结果。

官方的重建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退，一个方面是进。所谓退的方面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传统意识形态逐渐的空洞化，所谓的空洞化就是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倒退回60年，意识形态规范了我们吃饭甚至结婚，要在毛主席像前结婚，结婚时要念毛主席语录，这是意识形态涵概了很多方面，现在意识形态空洞化以后，跟现实生活关系不大，只是在某些场合、某些地方要说一说。

第二是我们讲的庸俗化。比如说现在在KTV里面喝着酒唱红歌，这是一种庸俗化，现在意识形态的确有这种演进的过程，还有一种就是碎片化，意识形态不像以前我们每个人都能完整的表述清楚，每个人都知道点，开会的时候知道那么点，今天能把传统的意识形态讲的很清楚的，50岁以下的人都不太能讲的很清楚。所以随着退，传统意识形态的空洞化、庸俗化、碎片化之后，实际上兴起的是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以及在这个制度安排当中贯彻的我们现在讲的包括民主、法治、自由和对人权的保护，这些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一些重要内容。我们现在讲的国家的，就是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24个字，其中主要的内容是民主、法治、自由和保护人的权利，这些东西是通过什么达成的呢？不是通过简单的方法，是通过法制体系的完善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的落实是通过法制体系的完善，而这个法制涵概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你的财产集成，包括你开公司，包括你民事纠纷，包括夫妻离婚，实际上都是通过法制体系的完备来重建我们的一些价值体系。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基础的工作是在价值重建当中政府应该做的，就是教育。从教育这个体系、教科书这个体系，实际上要把现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民主、法治这样一些内容，要通过一代人、两代人的教育，会塑造出一个新的人的面貌、新的公民的面貌。我跟台北市的财政局长聊过一件事情，我说你们这个钱是怎么花的，因为我是跟他谈规划、谈房子。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一直是第一大支出，大概是40%以上，而城市建设不到15%，所以我们今天到台北看到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因为在人上花的钱最多。而到北京最美丽的风景是长安街，因为我们财政预算的一半都用在了马路和大厦上。所以钱用在哪，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今后如果我们的预算在国民教育体系当中，围绕着人的支出不断地增加，而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几个字落到教育当中，我相信一代人以后，再过20年、30年，不管是00后还是10后，不管有多少人，最终我们会看到在中国最美丽的风景是人，是人的精神以及整个现代人的面貌来支撑着中国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