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微博]世界伦理中心与长江商学院联合主办的“儒商论域2015”于11月11日-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为：良知，价值重塑与企业家。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出席并演讲。

项兵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有一批家族企业、不少国有企业，即A类企业、C类企业，但中国没有自己的IBM[微博]、通用电器和西门子这些超越家族控制、股权分散的所谓B类企业。

项兵表示，任何大国崛起都是B类企业占主导。他说，中国的崛起一定要花大力气打造一批B类企业。有些B类企业是国企转制过来的，有些B类企业需要民营企业一步一步进化发展。我们必须营造更为合理的监管环境、税收环境、舆论环境，为中国打造一批优秀的B类企业，超越国进民退、民进国退这个狭隘的辩论，构造一个更为合理的生态体系。

以下为演讲实录：

项兵：今天很荣幸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对新商业文明的思考。

无可置疑，新商业文明是个大课题。第一次提起这个理念，一转眼已经十年了，整个思考还在不断学习和进化之中。

首先中国过去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就。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商品贸易出口第一大国；2010年名义GDP超越了日本；2013年取代了美国成为商品贸易第一大国；2014年按IMF[微博]估计，中国购买力均值调整的GDP可能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我们的成功与我们辛勤的努力、我们的勤劳，包括我们的创新密切相关。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赶上了N个“台风”风口，第一个台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第二个大台风是新的一轮全球化(2001年我们加入WTO[微博]，中国经济真正快速发展)；第三大台风是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民主化——信息民主化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第四个台风当然是和平，中国有了和平环境才有发展。所以这么多年来，这几大台风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环境，包括长江商学院的进步也是乘着中国崛起之势。

纵然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当时提出新商业文明这一理念的最重要考虑，是我们的挑战在哪儿——企业应该承担哪些更大的责任？企业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乃至解决全球的发展和文明进步问题？

在这个大视野下，我们看到的挑战是巨大的，发展模式也确实有很多不可持续性。比如更精准来说，中国是组装大国，仍不是制造大国，那么我们如何真正地实现从组装到制造的转变？如何从模仿一步一步走向创新？如何从追随真正到全球的引领？如何从价格竞争走向价值竞争？如何在主流行业取得比较大的突破？目前我们的优势体现在量上，N多行业的中国产品都是全球占有率50%以上，但是价值的获取上我们少得可怜：iPhone6我们只按住了11美元；芭比娃娃零售价格10美元，我们中国企业获取0.35美分——在主流行业能取得真正突破的中国企业少之又少。包括核电领域的成功企业、包括华为等电信类的世界级企业绝对是凤毛麟角。我们的主流行业需要系统的、全面的突破；量上我们做到NO.1，但在价值获取方面我们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还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怎么样解决山寨问题、假货问题？怎么样解决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此外，中国的发展模式在造富上功能强大，打造了一批一批非常优秀、非常有名的成功人士，但在伟大商业机构打造方面进展非常之缓慢。我们有一批家族企业，不少国有企业，即A类企业、C类企业，但中国没有自己的IBM，没有自己的通用电器，没有自己的西门子这些超越家族控制、股权分散的所谓B类企业。任何大国崛起都是B类企业占主导。

为什么在2008年美国杂志《商业周刊》，我提名了华为成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十大企业之一？不仅是华为销售额接近世界500强，也不仅是华为在主流行业有比较大的突破，同样不仅因为华为50%以上的销售收入来自中国以外的市场，或者华为当时申请的专利数量全球第二——最打动我的是任正非先生在华为只拥有1.47%的股权，而华为给全世界创造了10万-11万中产阶级，给员工世界级的工资，给股东世界级的回报，而任正非先生并没有把自己打造成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IBM、通用电器、西门子，就是这样。中国的崛起一定要花大力气打造一批B类企业。有些B类企业是国企转制过来的，有些B类企业需要民营企业一步一步进化发展。我们必须营造更为合理的监管环境、税收环境、舆论环境，为中国打造一批优秀的B类企业，超越国进民退、民进国退这个狭隘的辩论，构造一个更为合理的生态体系。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还必须有更多有智慧的人立志做优秀的学者——我们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同样需要优秀的学者。

最近这几年写了一系列有关“心态”方面的文章，为什么写这些文章？我发现人们如果心态不做重大调整，我们的梦想是很难实现的。如果我们都比较“花心”，没有专注，“憋不住”，太多人急功近利，只追求立竿见影的东西的话，怎么可能有“大风流”的创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商学院的责任是什么。我不反对排名认证，但我坚信商学院在不同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必须承担不同的责任，我们不能被排名牵着鼻子走，也不能被认证牵着鼻子走。教学生如何挣更多钱、使得企业更具有竞争力，无可置疑是商学院的重中之重。但在我们社会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中国今天的商学院更有责任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经商”，然后才是“如何经商”。仅仅关注如何经商、如何挣更多钱、怎样使得企业有更大竞争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长江商学院，我们希望关心三大问题：为什么经商？如何经商？财富应如何使用与处置？这是长江商学院的梦想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全球视野、人文关怀，是长江差异化优势不可或缺的两个元素。

希望更多企业家超越目前的短视和急功近利，当然更要超越为富不仁、巧取豪夺。我们对资源的珍惜、对环境的关爱是远远不够的。去年到丹麦，看到他们家居设计、灯光设计对细节、对材料的节省，用心在点点滴滴，不是作秀也不仅仅是为了省钱，这种社会责任的传达是无处不在的——这么富裕的社会对材料的节省做到如此之细，非常震撼！所以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改进空间。如果不重视这类问题的话，我们作为GDP第二大国、人口第一大国，造成浪费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关注这些问题，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

面向未来，希望我们更多地超越科技。科技的重要性无可置疑，但过于重视科技忽视其他，是片面的。美国80%以上的GDP来自服务业，N多优秀企业不需要拥有核心科技照样可以顶天立地，成为征战全球的伟大商业机构。这就是为什么长江商学院希望把人文课程带入管理教育。

全球视野又是中国企业的一大短板。我们必须超越民族品牌。三星[微博]说“我是中国的三星”，IBM说“我是中国的IBM”，通用电器是“中国的通用电器”——美国的企业家在全球演讲，关心的问题都是全球的问题，而中国企业家绝大部分讲的只是中国的问题。没有全球视野更不可能有全球担当，即使和印度企业家相比，我们也相对落后一代。印度企业和企业家在全球的崛起，令人叹为观止——印度人可以修理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家目前为止都只修理中国市场，尽管中国GDP是印度的5倍。因此，下一步发展必须有一批企业家有全球视野和全球资源整合的能力。

面向未来，新商业文明的核心元素中，我们必须超越“取势”。“台风”过后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中国的崛起代表什么“道”？中国企业的崛起代表什么价值？这些问题已经不能再回避了。带来贸易机遇、带来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全球的责任与担当。我一直强调，我们N多创新和创业都是为了创富，如果所有人仅仅为了创富而创新创业，就会走进一个死胡同。我们必须有更多年轻人超越为了创富而创新，必须有更多人为了兴趣、为了理想、为了梦想、为了担当，为了全球责任而创新创业。一位苏格兰朋友说过一句话给我震撼非常大，他说我们苏格兰人口很少，但却出了休谟、亚当斯密等影响全球的人物。因此，我反复强调全球视野、全球担当是中国人不可推诿的责任，这一课我们必须补上，也相信我们有能力、有智慧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中国有N多古代先哲的智慧可以解决人类发展的挑战，包括和而不同、天人合一，这比西方主流的“以人为本”，有差异之处和它自身凸显的价值。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是重大挑战，我们必须面对人类的“集体短视”——从政治到经济、从西方到东方我们的治理体系之中没有任何长线的考虑。我们掌握了这么强大的科技，但也存在系统短视。改变这一现状，是商学院不可推诿的责任。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全球贸易和治理体系的重构，至少成为行业规则和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面向未来，为解决全人类发展生存的重大问题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从文艺复兴到现在，几乎所有问题都是西方人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我们东方人去配合，这个时代必须结束了。随着中国的崛起，东西方“双向交流”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不是和西方抢风头，而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担当。500多年的沉睡，我们该睡醒了！所以如果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我们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对世界的发展乃至于文明的进步都可能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真正实现取势、明道、优术层面的双向交流，也许我们有可能推动新一轮的文艺复兴。

我坚信我们有智慧、有能力实现这一点。谢谢大家！